三 鄂温克族文学的状貌与轨迹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代追随野生驯鹿，在大兴安岭茂密的古老山林中繁衍生息，看日月更替，四季变换；交通闭塞，外人罕至。随着历史的发展，一部分鄂温克人走出森林，走向草原，开始了畜牧、农耕生活；而仍有一部分鄂温克人，在北纬52度、东经122度的高寒森林地带，执守山林。

在与大自然共生共息中，鄂温克人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经验、生存哲学，他们敬畏自然，认为万物有灵，信仰萨满教，形成了以萨满文化为核心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心理。鄂温克文学作为鄂温克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深烙上了狩猎文化的印记。

鄂温克族的文学主要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鄂温克文学主要是以传统的口头文学为主体。50年代以后，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鄂温克文学也由口传文学步入作家文学时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而鄂温克族第一位作家乌热尔图更以别具一格的创作，成为新时期文坛一颗闪亮的星。由此，鄂温克文学在承继古今中，开拓创新。古树繁花，边缘新生。需要强调的是，当代鄂温克文学的生成背景是全球化，而“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划一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个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38]。这正是作为少数话语的鄂温克文学之所以能成为现象和话题的根源。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任何时代都参与着社会文化的建构。由于鄂温克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要全面梳理、勾勒其文学史状貌和发展轨迹是难点，但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对此，黄任远等编写的《鄂温克族文学》[39]填补了这一空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处边缘、外人罕至的独特民族的精神世界。

由于鄂温克族没有文字，社会发展程度缓慢，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神话、传说、故事等，全凭口头代代流传，因此口头文学传统相对发达，占据了鄂温克文学史的绝大部分，而书面作家文学的出现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按《鄂温克族文学》一书，鄂温克文学脉络大致可分为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三个时期。

古代文学时期（1840年以前），主要是以各类神话为主的民间口头文学。神话的产生与人类的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体现了生活在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对宇宙自然的史前思维方式。黄任远等对鄂温克族的神话传说按产生时间的先后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大体上有动物神话传说、自然神话传说、起源神话传说、萨满神话传说，这些不同类型的神话传说，是鄂温克族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物，也是思维特点从直观向抽象发展的产物。鄂温克族自古以来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生产力低下，大自然既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为了生存必须与之搏斗的对象，由恐惧而产生敬畏，正如列宁所说“恐惧创造了神”[40]，因此鄂温克族最早出现的动物神话传说，反映了鄂温克祖先原始的动物崇拜观念，带有强烈的图腾色彩以及对民族起源和历史的叩问，比如广为流传的《毛尔汗与黑熊》《狼精与三姑娘》等，这类神话内容简单，情节单一，“人兽结合繁衍后代”是基本母题。

自然神话晚于动物神话，是鄂温克先民在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宇宙万物、自然现象的朴素认识和直观解释。比如《风神》的神话对刮风的解释是大地边沿的一个老奶奶抖动手中簸箕似的东西形成了风；《雷神和雨神》解释雷和雨的来历说，打雷是因为天上有个老头手持一面神鼓，每敲一下，便雷声轰隆。下雨是因为龙身上鳞片洒下的水滴。

鄂温克族起源神话较之自然神话晚出，反映了原始人类直观印象式思维方式向抽象思维的转变，集中体现了他们朴素的哲学观和世界观。比如关于宇宙自然现象起源的《天地的传说》认为天为父，地为母；《开天辟地的传说》《用泥土造人和造万物的传说》则是关于人类的起源，在这类神话传说中，很多都与其他民族的神话有相类似的情节，如鄂温克族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与汉族女娲造人、洪水劫难型神话与汉族《伏羲兄妹制人烟》在情节上都类似，洪水劫难人类再生的母题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日本、太平洋诸岛国、印第安人以及《圣经》也能找到记载。所以，所谓的规律性并非出于偶然的、个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是“种族记忆”，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即已印刻着不同民族文学交流互动、共生共存的基因。此外，像《来墨尔根和巨人》《鄂温克族的根子在撮罗子里》等则反映了鄂温克族先民的生存状态和迁徙历史。

在鄂温克族各类神话传说中，萨满神话无疑最具代表性，并在整个鄂温克民间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神话与宗教犹如“姊妹花[41]”，在鄂温克人的心里，神话与宗教从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表里的。萨满神话不仅是萨满教文化的核心，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是鄂温克氏族、部落的行动准则，与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尼桑萨满》《伊达堪》是其中的著名篇什。

在萨满教祭祀活动中，萨满神歌、咒语和祈祷词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萨满神歌是萨满在进行跳神治病、祈求神灵保佑等仪式时所唱的歌，其形式是边唱边跳，不同氏族的萨满神歌对跳和唱都有所侧重，从而形成各自的风格。神歌、咒语和祈祷词以其独特的形式、韵律，和神话一起，共同丰富了古代鄂温克民族口头文学的样式。这些口头文化遗产都成为后来鄂温克书面文学的潜在的文化资源，构成了无意识的思维结构和话语模型。

1840—1949年为鄂温克近现代文学时期。这100多年是鄂温克族历史上最为惨痛和艰难的时期，频繁的战乱给这个原本就人口稀少的民族以沉重的打击。这段苦难的历史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比如大量抗战、抗日的传说故事。这一时期的文学样式主要为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

据《黑龙江乡土录》记载：“索伦虽无文字教育，然喜聚谈，交换知识，每当操作之暇，聚集一处，环次坐列，演说新闻及古事。”[42]所以鄂温克族的民间传说故事相当丰富。

鄂温克族的传说全面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史地、风俗、社会生活等，具有“现实性”“幻想性”“民族性”等特点。[43]比如《我们的祖先从勒拿河来》是一则著名的关于鄂温克族氏族祖先来历的传说，说鄂温克族的祖先居住在“拉玛湖”边，对此，我们不光可以在鄂温克作家文学（比如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找到它的身影，以吕光天为代表的史学家更是根据这则传说，提出了鄂温克祖先起源于贝加尔湖沿岸的观点，足见其影响之巨大。英雄传说在鄂温克传说中占很大比重，如《来墨尔根和巨人》《英雄沙晋的传说》《英雄海林察》。此外还有地方风物传说《四不像的传说》《舍卧克的传说》《山神百纳查的传说》《萨满神鼓的来历》等等。

此外，鄂温克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也是这一时期鄂温克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民族的现实生活、审美心理有关，题材多样，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如脍炙人口的《我们是山林里的人》、叙事民歌《母鹿之歌》等。[44]

鄂温克当代文学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上限。鄂温克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密切相关。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对“一体”的认识，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古代，“统一”即为“天下一统”，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天下”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在古代，统治者首先是在观念上完成“统一”而后付诸实践的，而所谓的“统一”不过是改朝换代背后新的民族压迫关系，“华夷有别”的不平等关系几千年来基本没有改变。到近代，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帝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推行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此“民族之统一”，是多民族国家抵抗西方列强的现实选择，在此过程中，多元的少数族群话语被“再造中华”宏大叙事话语压抑无力彰显。及至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改变了民族间不平等的关系，实行各民族平等政策，并在国家的宪法上做出了规定：“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45]从此，多民族的国家进入了民族平等的时代。“为实现民族平等……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要有一个有各族代表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究竟有哪些民族，一共有多少民族，却是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46]因此，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民族识别和确认工作，也就是说，在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出于政治考量，“‘少数民族’才作为国家内部多样性的存在而得到合法性的声明”（刘大先语），而“少数民族文学”也因此作为平等的“人民”文学的一分子而进入国家叙事话语之中。

鄂温克当代文学即是在上述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如前文所述，鄂温克人对于历史上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称呼一直是不承认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民族平等政策，自1955年起组织调查研究，对鄂温克族进行民族识别，广泛听取鄂温克族人民的意见，通过大量事实证明历史上所称的“索伦”“通古斯”“雅库特”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并于1957年统一族称——鄂温克族。从此，“鄂温克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员，参与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47]的构建；而以口传文学为主的鄂温克文学，在现代化语境下，也发生变异，特别是作家文学的出现，使古老的文学传统焕发新生。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由新民歌、群众性文学创作和作家文学三部分组成。新民歌主要反映了新生活，体现了时代共鸣，如《歌儿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跟着党》《鄂温克人之歌》《我的家乡》《红花开满山》等；而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选》是鄂温克族第一部民间故事集。

鄂温克族的作家文学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晚近时期才出现，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改变了鄂温克文学的内部构成，使民间文学不再是鄂温克文学的唯一组成部分。以乌热尔图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了不少反映鄂温克新生活、新人物、新风貌的颇具民族特色的作品，使鄂温克族的文学发展跃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鄂温克族没有文字，一些书面文学主要用汉文和蒙文创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诗歌、散文等文类。代表性作家有乌热尔图、涂志勇、杜梅、安娜、阿日坤、贺兴格、哈赫尔、武波远、尼玛官布、杜金善等。我们主要围绕小说创作进行介绍。

“真正意义的鄂温克族文学创作是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的。”[48]进入新时期，以短篇小说为主的鄂温克书面文学开始繁荣，涌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如涂志勇《金色的鄂温克草原》（1983）、《宝力托热老头的谎话》（1983）、《路，在山那边》（1984）、《噼里啪啦外传》（1986）、《雪层下的热吻》（1987）、《黎明时的枪声》（1988）、《剑海柔情》（1989）、《索伦骠骑》（1991）；安娜《金霞和银霞》（1982）、《牧野上，她发现一颗心》（1983）；杜梅《木垛上的童话》（1986）、《九寨情思》（1988）、《北方丢失的童话》（1997）、《我们仍然独身》（1992）；进入21世纪，除了中年作家继续保持创作，如杜梅《山那边》（2000），一批年轻的鄂温克族作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如德柯丽《小驯鹿的故事》（2011），德纯燕《取暖》（2010）、《初长成》（2011）、《喜宴》（2012），敖荣《一个家族的故事》（2009），涂克冬·庆胜《第五类人》（2005）、《跨越世界末日》（2007）、《萨满的太阳》（2009）、《陷阱》（2011）。这些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共同丰富了鄂温克族当代文学的内涵。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鄂温克文学的状貌和发展轨迹：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构成鄂温克文学的两大块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文学的繁荣使鄂温克文学在对古老文学传统的承继中注入新生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鄂温克文学的整体考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鄂温克文学的演变、发展和繁荣起到重要作用，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