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驯鹿文化与萨满信仰

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因素，不同地区鄂温克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都有所不同，主要分为牧业、农业和狩猎鄂温克族。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了社会发展程度、社会形态的差异，牧业和农业鄂温克族很早就进入宗法封建社会；而狩猎鄂温克族，“在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24]。狩猎鄂温克族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史称“使鹿部”，人们习惯称之为使鹿鄂温克人或驯鹿鄂温克人，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生活在今根河市敖鲁古雅乡。在此要特别介绍一下使鹿鄂温克人。

历史上，使鹿鄂温克人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前就从勒拿河支流维提姆河苔原迁到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从事狩猎和饲养驯鹿。[25]1957年，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奇乾成立鄂温克民族乡，使鹿鄂温克猎民开始在额尔古纳河畔定居，但仍以游猎为主。“1965年由于政治原因和开辟猎场的需要，这支猎民内迁至敖鲁古雅乡，实现了猎民山下定居、山上猎民点的二元结构生活”[26]；2003年8月根河市政府实施“生态移民”工程，鄂温克族猎民集体搬迁至“新敖鲁古雅乡”，但是据了解，鄂温克猎民和驯鹿只在定居点上生活了三天，即“重返山林”，依旧过起传统的逐鹿而居的游动生活。[27]“重返”，意味深长。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就是以敖鲁古雅这部分鄂温克人为主要对象的，也是本研究中着重关注的。我们在此后的研究中发现，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给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仅是使之产生了酗酒的严重社会问题，也造成了怀旧与眷恋的美学风格。

层峦叠嶂的原始森林，宛如天然屏障，隔绝了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人与外界的联系，他们世代追随野生驯鹿生活在茂密的古老山林中，住在由树干和桦树皮搭盖的圆锥形的“仙人柱”里，由于没有文字，他们以符号刻木记事，记录族群的游猎搬迁。千百年来，鄂温克人怀着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以独特的生存哲学，在霜天寒林中繁衍生息，用生命传承着古老独特的狩猎文化。时间缓慢而悠长。

使鹿鄂温克人长年生活在苍山莽林，传统的狩猎生产方式对自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由此决定了使鹿鄂温克人“在解放前仍然过着父系家族氏族公社集体狩猎、平均分配的生活”[28]。一个公社的人，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称为“乌力楞”，作为共同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单位。每个“乌力楞”又由若干小家庭组成，称为“柱”，“柱”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个乌力楞都有一个族长，一般由老年人担任，管理氏族的生产和生活。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都属于“乌力楞”的公有财产，比如驯鹿。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劳动，决定了社会产品的平均分配制度，也保证了一部分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能生存下去。正是这种生产、生活制度，形塑了鄂温克猎民勤劳、纯朴、无私的品性。[29]

作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驯鹿在其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体现了使鹿鄂温克人物质文化的特点，也成为鄂温克猎民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形成民族文化中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驯鹿文化，比如在宗教信仰上，使鹿鄂温克人为驯鹿创立了“熊神”“阿隆神”等保护神；举行宗教仪式时，驯鹿被看成沟通人和神的媒介；解释梦的凶吉，也和驯鹿联系在一起；每个乌力楞在搬家时，都有一头驯鹿驮着“祖先神”，这头驯鹿被公认为神圣的，等等。使鹿鄂温克人的信仰世界及各种祭祀活动，都离不开驯鹿。此外，在使鹿鄂温克人的造型艺术中，大量使用驯鹿图案，比如萨满的服饰、皮制品、妇女用的桦树皮包和桦树皮盒等，形成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驯鹿造型。

宗教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显要地位。宗教是人们对于超自然现象的一种集体认知，按威廉·詹姆士的说法，是“情感”与“经验”的感受[30]，并将这些感受付诸行为，使之规范化和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31]，它是一个复杂的、内涵极其广泛的综合体，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宗教既是一种信仰、力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宗教是我们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石。

鄂温克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在万物有灵观念[32]的基础上，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一体的多神教，多神体现在供奉各种神上，如祖先神“舍卧刻”、保护驯鹿的“阿隆神”、熊神、保护婴儿生命的“乌麦”神等，所有这些神统称为“玛鲁”神[33]。萨满教没有经典的教义和严格规范的仪式程序，所有的一切都通过萨满之口世代流传。萨满教奇特的服饰、仪式、唱词、舞蹈以及萨满的特殊地位等，构成独特的萨满文化，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影响着鄂温克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史书上最早记录萨满的是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书中记载“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距今900多年[34]。“珊蛮”即现在所说的“萨满”。“萨满”这一称谓来源于鄂温克语，原义为“通晓一切的人”。萨满教认为萨满是人神两界的联络者，当神秘的咒语伴随着激越的鼓声，萨满进入如疯似颠的状态，神灵附体，借萨满之口与人对话。因此，作为人与神的使者，萨满拥有很高的威望。

萨满的宗教仪式主要是治病跳神和求神保佑，萨满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人治病跳神赶鬼，以及一些占卜算命活动。萨满的法具独具特色，主要由萨满服、帽、鼓及鼓槌等组成。特别是他的服饰上各种图腾造型，如日月星辰、动物人体等，集中体现了鄂温克人万物有灵、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萨满仪式除了具有宗教性，伴随仪式而生的萨满唱词、音乐、舞蹈等，还具有很强的艺术性。比如具有口传文学形式的萨满唱词、萨满传说，对于鄂温克书面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除了神奇的萨满世界，鄂温克人的日常民俗民风，也体现了这个狩猎民族的质朴、豪迈的性格特点。鄂温克人热情好客，有朋自远方来，一般以鹿肉、鹿奶等招待客人；老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鄂温克人讲究礼节，有一套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规范，称为“敖教尔”，意思是祖先传下来的古老的传统。从生产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规范，比如在猎民家进门与就座非常讲究，男人一般在右，哪边进，哪边出；妇女在左，不准跨越撮罗子中间两根交叉的木头，如果越过，则必须从原路返回；如若有尊贵的客人，可以坐在供奉玛鲁神的位置。鄂温克民族的婚姻主要是氏族外婚的一夫一妻制，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也有与外民族通婚的，如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婚俗由求婚、订婚、结婚、婚礼等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繁缛的仪式，其表现形式体现了萨满教多神崇拜的特点，比如表现对祖先神、火神的崇敬。鄂温克猎民妇女在生育时，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比如要单独搭一个“撮罗子”作为产房，而这个撮罗子内不安放任何神像等。鄂温克人实行风葬，受东正教影响以后，开始出现土葬。[35]

此外，节日仪式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不仅具有娱乐、教化功能，对于鄂温克这样一个人口稀少、没有文字，族群历史记忆面临整体性断裂或缺失的民族，更承担着“社会记忆”的责任。“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36]

鄂温克族的“阿涅”（春节）、二月二、五月五、“罕希”（清明）、中秋等，充分说明了鄂温克族在和其他民族长期交往中，在文化上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产生“混血”现象，特别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比如“阿涅”是鄂温克人与汉族人杂居以后逐渐形成的节日之一[37]，鄂温克人过春节的内容和方式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如腊月二十三要祭灶王，过小年；除夕贴年画、对联；大年初一开始拜年；等等。再比如清明节，祭奠死去的先人，祭祀的方式也和汉族一样，准备酒菜，在坟头洒酒，折纸元宝烧掉。

鄂温克族的节日仪式有些是传统的延续，有些是不同文化“混血”后的重构，它们共同构成和充实了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自在于人类文化关系网络之外。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持续向前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