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间”概念史与“时间意识”嬗变

每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表征、测度、命名时间的方式，并熔铸在相对系统的“时间意识”模式中。以汉语对“时间”的命名与表征为例，从“时”的意义指涉的具象性，到发展为一般化的时间概念，再到“时间”取代“时”成为一般化的时间概念，概念表述的不同，隐藏着中华民族时间意识的嬗变线索。“时间意识”作为世界观的深层基质，对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的文化、艺术、思想有重要的规约作用。清末民初是中国人时间意识急遽转变的时期，大致以此为界限，在主导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古代时间观渐渐被现代时间观取代。只有分别对古今时间观的特征有清晰认识，才会对中国诗歌的文化语境有明确的了解，进而在一个相对清晰的背景中考量中国诗歌与时间意识的深层关联。

一 汉语中的“时间”概念史梳理

“时间”既是一个科学/哲学概念，也是一个经验概念，人对生存世界的体验始终寄托于对时间的体验中。对于“时间”这一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并相应地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分类，“以作为主体的人为尺度，可以分为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以心理感觉为尺度，可以分为体验的时间和内在的心理时间之流；以实在性为尺度，可以分为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3]本书所指涉的“时间”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时间观念”。时间观又因客体的不同而彰显出不同的维度，一般而言，人类的时间观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个体生命的时间感知（观念）、自然宇宙的时间感知、社会历史时间观，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类对时间进行透视的个人维度、宇宙维度和历史维度[4]。这三个维度并不是完全隔离分开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共同构建了人类时间观的感知系统，并且其内部又包含了不同的子系统。诗歌中的时间观念与抒写相应的是这三种维度的诗性化的语言呈现。

“时间体验”是人类生存体验的基本内容之一，“时间体验”随时代、地域、民族等的不同而迥异，并在特定语境中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语言文字中留下记录。克洛德·拉尔在《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中指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他们具有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和某种渗透其言语及整个生活的时间概念和时间体系的逻辑”。[5]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了丰富的时间经验，并形成和命名了种类繁多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时间概念。这些概念正是理解中国古人时间观和世界观的重要符码，因此，对汉语中的“时间”一词做简要的“概念史”[6]梳理，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产生、发展与深化，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从汉语的表征时间的词汇中可以大致梳理这一过程。古汉语中有异常丰富的时间词汇，我们重点考察表征“时间”的抽象概念名词。在古代典籍《尸子》中，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表述，“宙”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和，是一个有持续长度的时间实体”[7]。这反映了先民对“时间”的认识和理解。但“宙”字在后来并没有成为表征时间的抽象概念。“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核心概念是时”[8]，古汉语中的“时”经过意义的扩充与转向，渐渐发展成为一般化的时间概念。对于“时”，《说文解字》释曰：“四时也，从日，寺声。”“时”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抽象化的、表征一般时间的概念，而是指“四时”“四季”，基于古代时间认知的水平，“四时”与空间上的“四方”有着神秘的对应关系，并且“四时总是带着它们的象征”[9]。另外，“时”还有“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和“时运”（“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意思。譬如在一些学者的考证中，“《尚书》和《左传》中的‘时’字意指‘季节’，《论语》中的‘时’字为‘时机’，《孟子》中的‘时’字则指历史上某些特定的‘场合’，都未演变成现代的‘时间’一词的独立而明确的概念”[10]。“时”字指涉意义的具体性，是中国先民时间意识具象化的典型体现，它表明先民尚没有形成抽象化的时间概念。由此，古汉语中的“时”字在什么时候被赋予一般化的“时间”概念，在古人时间意识的觉醒与深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上古典籍中“时”字的训诂，陈世骧认为“时”抽象化为一般化的“时间”概念，是由《庄子》实现的，“《庄子》把‘时间’的概念完成，给予‘时’字完全的，涵盖一切、高度抽象的意蕴以作为‘时间’的合法名字；这是在中国语和中国思想上一重要里程”[11]。根据陈世骧先生的阐释，“时”这一指称是在《庄子》中与其他的时间指示词区别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时间”概念的。古代时间观成熟于何时，这在学术界并没有较为固定统一的结论，但从不同的分析中可以辨析出“时间概念”演变的内在线索。[12]另外，古汉语中表述时间的概念与中国古代对时间的测量密切相关，“汉语把时间表述为‘时光’、‘光阴’，就透露了古人刻日影以计时的事实，时间成了光的一种象征”[13]。某种意义上，汉语中缺乏抽象化的时间表述词，从大量“日”字旁的象形时间词汇，到描摹自然形成的各种时间词汇，彰显了汉语中“时间”感知与思维的“形象性”和“自然化”。

在古汉语中，表达“时间”的词很多，但一直到晚清时期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时间”一词。现代汉语中的“时间”一词，“在古汉语中实际并不常见。相反，它是在经历了一个词义转换和扩展的过程之后，才在近代取代‘时’成为口头和书面表达最常用且含义丰富的一个合成词的”。[14]“时间”在古汉语中很少作为一个复合词被使用，即便使用时也多表达“眼下”“一时”“立即”“马上”之意[15]，而在现代汉语中，“时间”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名词。按照刘禾的说法，“时间”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借代词”，即“被日语用来翻译欧洲的现代词语，又被重新引入现代汉语”。[16]也就是说，“时间”一词虽然在汉语中古已有之，但直到清末经日语重新传回中国，才被赋予现代的意义，成为和古汉语中“时”基本对应的“新名词”。对此，梁启超曾说，“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17]从“宙”的“不尽通行”到“时间”的逐渐流行，与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助力息息相关。从古汉语的单音节词“时”发展成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时间”，不仅仅是时间表述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已经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时间观念的转变。“概念”和“语言”的转变，在深层上折射了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二 古代时间观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时间观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形塑的，它是古代思想文化的典型体现。古代时间观是一套庞杂的观念系统，我们对它的认识与归纳只能是就某一角度、某一侧面进行的。本书不对其做面面俱到的论述，而是在文化与文学的视域中，简要概括其最典型的特征，以便为准确地认识现代时间观提供一个历史与知识的背景，为辨析诗歌与时间意识的关系提供一种基本的参照。

就文化与文学的认知而言，中国古代时间观鲜明地体现了以下特征。

一，自然循环的时间感知模式。基于中国“农耕社会”的特殊生产方式，中国人形成了以“自然”为依据的“循环时间”观。汉语时间词中有大量以“日”“月”为偏旁的时间词，彰显了古人对时间的自然化、形象化感知。而根据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年”“载”“秋”等时间词最初是对农事活动之周期性的记载与表述，后来慢慢演变为表征一年时间和某一季节的特定词汇。“自然基质”与“周期循环”，体现了古代时间观的典型特征。《周易》有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正是顺应自然循环的时间观的典型体现。这种“自然循环”的时间意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在两个向度上得以铺展，“一是伴随着大自然的节奏进行，与黑夜白昼、春夏秋冬的自然循环相一致，春耕、夏锄、秋收、冬休，这几乎成为千百年的传统日常生活的基本节奏和韵律；二是跟随着人的生理变化和发展，与生老病死的自然流程相一致，诞生、成丁、结婚、生子、衰老、死亡成了人们生存时间的千篇一律的运动图式”。[18]这种循环在不同的层面又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在历史观上，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历史循环论，这在中国古代对时间的表述方式中已经有所呈现。对生命（个体和群体）的感知、对宇宙万物的认知与对历史的想象在中国古人的时间观中是充分融合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循环论、‘道’的生生不息和维持自然平衡的总体历史观和时间意识”[19]。

二，“整体时间观”。相对于西方人对作为客体的“时间”的抽象思考，古代中国人对时间的表述始终是具象化的，时间较少作为一个纯粹的客体，而是与具象合为一体。古代时间观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以“日月星辰”的运动为参照的，先民对时间的认知与表达是通过与生命过程密切相关的“万物”来表达的。相应的，古代时间观是一种典型的“整体时间观”，即“天人合一”式的认识与感知方式，“传统中国文化没有形成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的分离，而是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来体验的”[20]，其典型的思维方式是“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化”。这种整体思维区别于西方的“主客”二元思维，时间的表述以自然万物的变化为依据，万物变化本身就是时间的运转，同时也是生命的运转，“人们将年度时间视为生命机体，认为季节四时有喜怒哀乐、生长与衰微”[21]。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们往往是通过对“物”的描述与体验来彰显时间，所谓“落叶知秋”正是其典型体现。这其实正是“前现代”文化形态的典型体现，“古代时间参照系的具体性意味着时空不分离、情境化与非抽象性”。[22]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某些自然物就成为表述某一特定时间的固定词语，其时间意义在人们（特别是文人）的日常使用中变得“自动化”和“固定化”，自然之物的时间象征意义就这样建立起来。在古典文化与文学中，特定自然物有其对应的时间意义，并构建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与美学范式，构成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美学机制。

三，“彼岸”的放逐。与西方基督教时间观对上帝的“彼岸”超验想象与体验不同，中国古代时间观关注的是“一个没有超验、没有宗教、没有彼岸的世界，完全是一个此岸世界”[23]。孔子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佛家、道家的时间超越方式也是驻足于此岸的，这其实是中国古代时间观的重要方面，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化”精神。“传统中国宗教基础薄弱，缺乏一种超时空的彼岸给人带来精神和情感引领，这使诗人更倾向于在时间的过去一极寻求心灵慰藉和价值归依。”[24]与此同时，西方人通过对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上帝”“永恒”的追求来克服时间恐惧，但中国古代时间观中没有“永恒”这一外在于时间的维度。中国古代文化对“时间恐惧”即死亡的克服与超越主要体现为三种方式。第一，儒家通过群体的修为达至不朽以对抗时间，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达到“不朽”。第二，道家“通过内在的修养，获得‘与道为一’、‘与道推移’的最高境界而克服时间恐惧”[25]，主张“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出世”精神，是一种“与万物游”的超脱方式。第三，佛教禅宗的时间超越观。“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还有一种超越的思想，即所谓‘荣落在四时之外’，就是悬隔时间，截断时间之流，撕开时间之皮，到流动时间的背后，去把握生命的真实，拷问永恒的意义，思考存在的价值。”[26]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合一”是克服时间恐惧的终极方式和最高境界。

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循环”时间意识的支配下，呈现为一个超稳定的封闭性结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式的历史循环论内化为人们的历史信念，中国古人追求一种宁静和谐的生存图景，与自然合一的生命观在整体上缓解了他们对“死亡”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文化始终呈现出“温和”“圆通”的一面而缺乏激烈狰狞的变革，正是这种时间观的形塑。晚清以降，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强势渗入中，这样一种情形被打破，现代时间观念植入人们的脑海，现代时间制度得以建立，中国人的时间观与生存图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 现代时间观的生成及其特征

从对“时间”概念演变史的梳理中，我们对时间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成有了大致的印象。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在世界大门洞开、古老帝国衰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转型”是全方位的，它在缓慢的、被动的变动中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时间”在这一变革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时间在文化的交汇与冲突之处神秘地浮现出来，预示着旧的毁灭和新的降生，预示着对传统的反叛同时又是对传统的革新”。[27]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在清末民初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在“晚清”至“五四”这一历史转型期，随着基督教时间观念、进化论的渗入和时钟的普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思想界经历了一次思想观念的大洗礼。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现代时间观念以及由时间的价值化所引领的思想变革，拉开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变革的大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时间观念的转变既是动因，又是结果。这种转变典型地体现在，一方面，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现代的时间观念，这一观念催发了进一步的思想和文化革命，“作为启动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之一，严复译介《天演论》所引入的现代性进化（进步）时间/历史框架，成为中国现代性思想兴起的实质开端”；[28]另一方面，在转型的过程中，现代的时间观念在更多人的头脑中稳固下来，并表现在日常生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与古代中国的时间观念相比，现代时间观念主要体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从以“循环时间”为主导向以“线性时间”为主导的转变。“近代中国时间意识的古今之别突出表现为由儒家慎终追远的道体循环论的时间观，向现代瞩目于未来的时间观以及专注于当下的时间观的转换。”[29]“线性时间”主导的时间观的落实以及在现代人头脑中的树立，对现代人的世界观产生巨大冲击，“现代时间的决定维度是未来”[30]。现代语境中的“变革”迥异于传统，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时间’之变，并非是进化之变，而是一种循环式的守常之变”。[31]而这一次的“时间”之变，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质的，“由于体现了历史的目的论特征，时间已不再是传统神秘主义的机械循环论，而是在循环中有着一个鲜明的线性的指向，这意味着生命和世界是从一个历史时刻跨进另一个历史时刻”[32]。这是现代时间的典型体现，它在某种意义上规约了现代社会的内在视野与历史远景。

第二，在对时间的测量与认知中，经过了由“自然维度”向“机械维度”的转变。古代社会对时间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的感知获得的，而现代社会则主要是通过以“钟表”为代表的人工机械装置获得的，“现代性时间观和价值观搭载在蒸汽时代的巨大机械和火器上，强行驾临于这古老的土地之上”。[33]这是一个逐渐脱离自然、不断走向抽象的过程，同时宣告了对古代“天人合一”诉求的叛离。“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34]在这一转变中，人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本能敬畏与原始依赖，主体性的现代自我逐渐凌驾于自然之上，反映在文化、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层的嬗变。

第三，时间的客体化和价值化。因为与自然的剥离，时间不再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而成为独立的客体被认知；由于时间的直线向前性，未来的时间被赋予了较高的价值，时间因此被“价值化”。“时间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自在之流而出现，时间成为一个对象、客体，成了人的异在力量，人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35]时间的“客体化”与“价值化”使得现代人将“时间”作为计算的对象，“我们匆忙且狼狈尴尬地处理至为宝贵的时间，更加不能从容地度过每一天。我们的精神被关进了琐碎无聊的数字牢笼里，再也不能回到朴实和真实里面去”。[36]在文化、文学的视野中，“时间”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成为一个外在于自然与个人的“客体”。

第四，时间的不断精细化。线性时间要求时间的精确化，将时间精确到分秒，甚至更小的单位，这就与古典时间表述的模糊化形成强烈反差。近代以来新式交通工具的普及催生了现代时间制度，“新式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时间也就从模糊的时段精确到了时点”。[37]时间的精细化在规约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不厌其烦地将生活“制度化”，“时间成了世界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38]，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空前加快，滋生了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焦虑”情绪，“时间的暴政”散布在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现代时间观念在现代中国的扎根，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和理解形式，能够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水平及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39]只有对其有充分的体认，才可能深入社会思想文化的深层肌理，去阐释更为复杂的思想文化问题。现代时间体验不仅使中国人汇入“世界时间”，真正地取得和外在世界的“时间一致”性，更加重要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作为一种“思想动力”的时间观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在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革新与变化。在现代时间观念的感召和推动下，文化变革得以急遽地展开。多重因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交相融会，影响了中国人的时间体验，以“世纪演进”“钟表时刻”为表征的线性时间逐渐作为一种时间制度在社会上被执行，与之相对应，在日常生活中奉行现代时间制度，并内化为一种牢固的现代时间意识。“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现代时间观是现代性的思想根基，现代性本身就指向一种线性时间，它具有重要的思想革新意义。严复译《天演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等在清末民初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其内在的思想基质都是“线性时间观”，这种观念在“五四”以及后来的历史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内化在头脑中，引领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深层变革，并形成了“革新”的时代思想氛围。现代时间观作为历史转折中浮现的时间观念，对思想文化的深层变迁有重要意义，这在近现代的中国尤为突出。“时间意识的变化是引发世界观、人生观乃至整个文化、文学变化的根源。”[40]或许可以这样说，是现代时间观孵化出了现代中国。现代时间意识以其独特的方式渗入文化、文学中，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尤其明显。它使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实现了时间观念的蜕变，在“人格”和“文格”上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