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变法平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深冬，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南通狼山，张謇裹紧狐裘，在濠南别业的书房里踱步。案头摊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墨迹未干，墨迹在摇曳的烛光下泛着冷光，而他的目光却灼热如炬。这是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上奏的新政方案，虽已在朝野掀起波澜，但张謇总觉得缺了几分直击要害的力道。

自庚子国变后，紫禁城的朱红宫墙下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暗流。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懿旨墨迹未干，一道道“参酌中西政要“的改革谕旨又如雪片般飞落。从朝章国故到吏治民生，从学校科举到军政财政，偌大的帝国试图在焦土上重建秩序。张謇站在南通博物苑的顶楼，望着江面上挂着各国旗帜的商船往来如织，檐角铜铃在寒风中发出清越的悲鸣——他深知，这或许是这个古老帝国最后的自救机会。

北风卷着细雪扑进书房，张謇呵出的白雾在油灯上凝成水珠。砚台里的墨汁早已结了薄冰，他便将墨锭放在铜手炉上煨化，待墨香重新氤氲时，又迅速将笔尖浸入砚池。冻僵的手指捏不住毛笔，他就把双手笼进皮手筒，待血脉稍暖，立刻在宣纸上疾书。窗外的长江在暗夜中翻涌，浪涛拍岸声与更夫梆子声交织，化作催促他与时间赛跑的鼓点。

七天七夜里，案头堆满揉皱的残稿，火盆中灰烬几近盈尺。当最后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时，张謇终于搁下已经开裂的狼毫笔。两万余字的《变法平议》工整铺展在案，从厘定官制、广兴学校，到振兴农工商、改革兵制，每一行都浸透了他半生在实业、教育与政治间摸爬滚打的血泪经验。这份凝结着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现代改革者智慧的方案，既是他对时局的深切叩问，更是一位爱国者向垂危帝国献上的最后一剂良药。

在政治改革方面，张謇以实业家特有的务实视角与文人的家国情怀，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构想。面对清廷“皇权独大、政令纷沓”的沉疴，他援引西方宪政理念，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疾呼“内阁非责任，政事无纲纪”。在他的擘画中，内阁不仅是国家行政中枢，更需以议会监督为缰绳，通过定期述职、议案辩论等制度设计，将行政权关进制度的笼子，以此打破封建王朝千年的专制铁幕。

张謇对代议制民主的实践思考更显深刻。他在《变法平议》中明确指出“国会者，国民与闻政事之机关也”，主张设立上下两院，上院由勋贵、学者组成，下院由民选代表构成，通过两院制平衡精英智慧与民意诉求。他甚至预见到议会在财政监督、立法审议中的关键作用，提出预算案须经国会三读通过方可执行，这在清末的政治语境下堪称石破天惊。

针对吏治腐败的顽疾，张謇开出的改革药方兼具魄力与智慧。他深入剖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体系，主张以雷霆手段裁汰冗员，通过清查职官档案、核实岗位职责，三年内裁撤三分之一闲散衙门。在用人制度上，他创造性地提出“双轨选拔制”：一方面恢复科举考试选拔经世人才，增设经济特科、工艺专科；另一方面建立官员考核“四维标准”——德、能、勤、绩，引入西方绩效评估体系，对贪腐官员实行“连坐追责”，对实绩突出者破格提拔，试图为暮气沉沉的官僚体系注入新鲜血液。

经济改革是《变法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謇立足清末“国势衰微、利权外溢”的困局，以自己创办大生纱厂、大冶铁矿等实业的实践经验为基石，提出了一套系统且极具前瞻性的经济革新方案。他振臂疾呼“实业者，富强之大本”，将振兴实业视作救亡图存的根本路径，尤其强调纺织、钢铁等基础产业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作用。在制度层面，张謇大胆建议清政府突破传统六部格局，设立专司经济事务的农工商部，该部门不仅要统筹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更需搭建官民沟通桥梁，通过税收优惠、贷款扶持等政策工具，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并以法律条文形式保障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

在产业战略上，张謇创造性提出“棉铁主义”，这一理念并非简单的产业侧重，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经济战略思维。他指出，棉纺织业关乎民生衣被，市场需求庞大且稳定；钢铁业则是工业制造的筋骨，是国家工业化的根基。通过优先发展这两大产业，既能满足国内庞大的消费需求，减少对洋布、洋铁的依赖，又能以棉纺织业积累资金，反哺钢铁业的技术研发与产能扩张，逐步构建起从原料种植、加工制造到成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实现国家经济的自立自强。

在财税与贸易领域，张謇的改革构想同样切中时弊。他深刻认识到，晚清繁重的厘金制度如同附骨之疽，严重束缚企业发展，因此力主改革税收体系，简化税种、降低税率，让企业轻装上阵；面对外国商品凭借不平等条约大量倾销的局面，他主张强化海关管理，修订关税章程，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手段，为民族工业构筑起坚实的保护屏障，同时鼓励国货出口，在国际市场中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

军事改革上，张謇有着清醒的认识。自鸦片战争以降，清军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八里桥之战中蒙古铁骑在洋枪火炮下的悲惨结局，甲午海战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皆如重锤般叩击着张謇的心扉。他深刻意识到，以八旗、绿营为主体的旧式军队，其松散的编制、陈旧的战术早已无法抵御列强坚船利炮，改革军制迫在眉睫。

张謇主张以德国、日本军制为蓝本，全面构建近代化军事体系。在陆军方面，废除世袭兵制，推行义务兵役，建立常备军与后备军制度；海军建设上，则计划以江阴、马尾等港口为基地，分阶段建造巡洋舰、驱逐舰，组建区域性海防舰队。为解决军事人才匮乏问题，他提议在江宁、天津等地设立陆军讲武堂与水师学堂，课程涵盖战略战术、军事工程、测绘学等现代军事学科，同时选派优秀学员赴德、日军事院校深造。

在武器装备革新上，张謇以日本横须贺兵工厂为参照，力主在吴淞口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分所。他呈交《请设兵工分厂奏疏》，详细规划引进德国克虏伯 1880式后装线膛炮与毛瑟 1871型步枪生产线，提出“仿造与改良并重”策略：一方面高薪聘请德国技师驻厂指导，另一方面选派工匠赴柏林兵工厂深造，计划通过十年时间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针对弹药供给难题，他特别提议在分所内设立火药研究所，改良传统黑火药配方，研制适合新式枪炮的无烟火药。

军事训练体系改革方面，张謇借鉴普鲁士总参谋部的训练大纲，提出“三阶段进阶训练法”：新兵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操场教练”，通过标准化队列、操枪训练夯实基础；随后转入“野外演习”，模拟山地、水网等复杂地形作战；每季度组织苏浙皖三省驻军开展“太湖秋操”，以实战化红蓝对抗检验战术协同。他在《练兵刍议》中强调：“今之练兵，非止练力，更在练智。”为此，建议设立军事测绘学堂，培养掌握现代地形学、弹道学的专业人才，同时引进西方军事沙盘推演制度，提升指挥官战术决策能力。

军人素质培养层面，张謇创造性提出“文武兼修”教育体系。他以《司马法》“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核心理念，在各军营设立“武备文院”，除教授《孙子兵法》《武经总要》等传统兵书外，还开设国文、算学、地理等现代课程。每月朔望举行“忠义讲堂”，邀请宿儒讲解儒家纲常，同时引入严复译著《天演论》、梁启超《新民说》作为辅助教材，通过新旧思想碰撞，培育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新式军人。为强化道德约束，他设计“勇字章”考核制度，将品德修养、军事技能、文化成绩纳入晋升标准，试图打破传统行伍“重武轻文”的积弊。

此外，张謇在深入研究英国海军预算制度与普鲁士陆军财政体系后，提出建立独立于户部的国防预算制度。他结合晚清财政困局，在《变法平议》中擘画蓝图：将关税收入的 30%、厘金收入的 25%列为国防专项基金，通过《国家军费收支章程》确立刚性预算原则。为确保资金不被挪用，张謇主张仿照西方审计院模式，设立直属军机处的“度支稽察局“，配备留洋归国的会计师与精通财务的翰林官员，采用复式记账法与季度核查制，对军饷发放实施银号直拨、装备采购推行公开招标、军事工程引入监理验收等现代管理手段。

张謇更以日本明治时期军事改革为镜鉴，在奏疏中痛陈积弊：“今之户部，兼司度支与兵饷，犹如左手管钱右手握枪，难免自盗之嫌。“他进一步阐释：“兵者，国之卫也。非整军不足以图存，非筹饷不足以强兵。欲破此局，当效泰西之制，使财权与军权相维，方能杜绝中饱私囊，令每一两饷银皆化作铁甲利炮。“这番论述不仅体现其对近代国防财政的系统思考，更折射出将西方制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改革智慧。

文化教育改革是张謇着力最多的领域。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在目睹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导致的人才凋零、思想僵化后，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不废，则学校不兴“。1905年，当清廷正式废除科举时，张謇已在此前十年间奔走呼号，通过《变法平议》等著作系统阐述现代教育构想：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构建“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堂“的五级教育体系，强调基础教育普及与高等教育精进并重。

在实业救国的实践中，张謇深刻认识到专业人才的稀缺性。他率先在南通创办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以“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为校训，培养出 3000余名扎根基层的教育火种；1902年创办的通海农学堂，不仅引入西方农业科学知识，还设立农事试验场，开创“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教育模式；更以大生纱厂为依托，建立纺织染传习所，将车间转化为课堂，为民族工业输送技术骨干。这些创举，使南通在二十世纪初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近代第一城“，教育机构数量与密度远超同时期其他城市。

张謇将“教育救国“理念升华为系统的社会改造工程。他主张通过“地方自治“构建教育网络，在南通建立从蒙养院到专科学校的完整体系，甚至创办盲哑学校践行教育公平。在文化革新方面，他主持编纂《江苏教育行政月报》，传播新式教育理念；筹建南通博物苑，将文物陈列与科普教育结合，开中国博物馆教育先河。面对东西文化碰撞，他创造性提出“取欧美之长，补中国之短，以中国之体，行欧美之用“的文化融合观，既组织编纂《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传承地方文脉，又翻译引进《日本宪法义解》等西方典籍，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活力。

张謇在撰写《变法平议》的日夜里，常于南通博物苑的灯火下辗转反侧。他将书房内堆积如山的典籍重新翻检，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市场机制，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三权分立学说，每一页批注都凝结着对西方政经体系的深度剖析。为确保建议贴合国情，他耗时数月遍历江南诸省，实地考察纱厂运营困境、书院教育积弊，甚至乔装成商贩走访漕运码头，收集百余件地方治理案例。

在奏折起草过程中，张謇反复斟酌字句，将西方议会制度转化为“咨议局”构想，把公司治理理念融入官办企业改革。他特别强调：“变法之道，非徒袭其皮毛，而在求其根本；非一时之更张，而在百年之树立。”此语不仅批判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局限性，更揭示出制度革新需扎根文化土壤、着眼长远发展的真谛。这份凝结着实业家智慧与士大夫担当的改革方案，最终化作二十万字的详尽论述，从教育、经济、政治等八大维度，为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勾勒出一幅兼具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操作性的革新蓝图。

当《变法平议》完成后，张謇连夜将墨迹未干的奏折工整誊抄，用靛青织锦函套仔细封缄，在破晓时分亲自送往都察院。寒风卷着枯叶掠过紫禁城斑驳的宫墙，他望着朱红宫门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掌心沁出的汗渍洇湿了奏折边角。这份凝结着他三载心血的万言书，不仅列举了官制革新、实业振兴、教育改良等三十二项具体措施，更绘制了以南通为试点辐射全国的改革蓝图。他深知，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或许是挽救国运的最后机会，亦可能成为叩击深渊的空响。

在焦灼等待的日子里，张謇将焦虑化作实干的动力。他顶着江南梅雨，踏遍南通沿江滩涂，与工程师反复勘测港口建设方案；在纱厂轰鸣的机器声中，亲自指导工人调试从英国引进的纺纱机；又在师范学堂的筹建现场，和师生们一起搬运青砖木料。短短数月间，大生纱厂二期工程投产，通州师范增设农业专科，南通博物苑的雏形已然显现。这座被他视作“新世界雏形“的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街道上新式路灯与传统灯笼交相辉映，学堂书声与工厂汽笛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变法平议》的誊抄本在京城书坊间悄然流传。琉璃厂的文渊阁书肆里，每日都有官员士绅聚集议论，泛黄的纸页在煤油灯下被反复翻阅批注。湖南巡抚陈宝箴连夜修书称赞：“公之策如对症之药，若得施行，当见中兴气象“；上海《时务报》全文连载核心章节，引发知识界热烈讨论。然而在军机处值房，顽固派官员刚毅拍案怒斥：“废科举、兴工商，分明是要断我大清根基！“御史台接连抛出七道弹劾奏折，指责张謇“惑乱人心，图谋不轨“。面对汹涌如潮的争议，张謇独坐南通濠河之畔，在摇曳的烛光下继续撰写《农工商标本急策》，笔尖划破宣纸的沙沙声，恰似那个时代新旧交锋的回响。

虽然《变法平议》最终未能完全被清廷采纳，但它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份洋洋洒洒的改革方案，系统梳理了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革新路径，从提议建立地方自治机构以打破封建官僚体系的桎梏，到主张振兴实业、发展近代工商业以增强国力，再到倡导兴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以培育现代人才，每个论点都切中时弊，直指晚清积贫积弱的根源。它为后来的改革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许多观点和建议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中得到了实践——诸如地方议会制度的试点、民族工业扶持政策的出台，以及新式教育体系的构建，都能从中找到张謇思想的印记。张謇以他的智慧和勇气，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奋斗。

时光流转，张謇的身影早已融入历史长河，可《变法平议》中闪耀的思想光芒却未曾黯淡。这份凝聚着救国热忱的改革方案，如同黑夜里燃起的火炬，照亮了近代中国探索变革的崎岖道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张謇既非空谈救国的书生，也非盲目西化的激进派，而是以实业家的务实眼光，将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先进理念熔于一炉。他在《变法平议》中提出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理念，不仅成为南通近代化实践的核心纲领，更启发后世探索经济与教育协同发展的道路。这份跨越百年的改革方案，让后人得以循着先辈的足迹，继续追寻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其字里行间跃动的爱国情怀与创新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在变革浪潮中破浪前行的精神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