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英王乔治四世执政的10年间，传统政党团体迅速解体。100多年来，辉格党和托利党就许多问题，在下院你争我斗。辉格党还起内斗。现代学者们对宗亲关系和商业利益集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想要证明18世纪的英国根本没有什么两党制。如果说历史学的特点是出言必须谨慎，那么只能说，在朝者遭在野人士强烈反对，中间站着大批中立的绅士，心平气和翘首以待，谁上台就支持谁。但对于议会辩论的伟大时代而言，仅仅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是不够的。朝、野两派最好都能有个名字，既然支持者称他们为“辉格党”和“托利党”，何不取用这两个名字呢？好歹到19世纪20年代，托利党执政都30年了，几乎没间断过。

英国遇上了史上最长最危险的一场战争（拿破仑战争），而托利党政府成功领导英国走出了战争。而且，虽然名声遭到了玷污，托利党政府还是经受住了战后和平时期5年动乱的冲击。不过，工业革命给政府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具体的行政问题，贵族派的辉格党和农业派的托利党都没有能力解决。19世纪了，政府职责也该有一个新的说法了。新的原则和教条正在出台，会把传统的政治党派瓦解掉，到维多利亚时代，再让他们改头换面、重新出场。这些发展需要慢慢来，但是，小皮特所建的政党已经感受到了历史的搅动、进步的压力。皮特把当时日益壮大的商业利益集团争取到了托利党一边。他推行自由贸易，行政高效，赢得了实业界领袖的支持，比如罗伯特·皮尔的父亲，还有威廉·格莱斯顿的父亲。可是皮特形成的传统在战争岁月里日益被腐蚀。年轻人当中有他的信徒在努力执行他的理念，无奈他的几个接班人都没有他那样的威信和远见。缺乏管理技巧，乡绅阶级同新兴商人阶级之间的联盟是注定要瓦解的。小麦种植者和工厂主之间没什么共同点，皮特还健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争吵了。双方的矛盾从战争一结束就越来越尖锐，到了皮尔执政时期，双方终于决裂。农产品价格下跌，关于取消《谷物法》的争吵让人不胜其烦。卡罗琳离婚事件使政府名誉扫地、力量减弱。虽然人们还没有指望各政党把雄心勃勃的行动纲领拟出来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但是就连利物浦政府的朋友也感到，除了维持现状之外，政府似乎别无目标了。

托利党少壮派由乔治·坎宁领头，受商人阶级代言人威廉·赫斯基森力挺。少壮派主张恢复皮特的政策，开展自由贸易，推行英明的贸易法案，可他们自己都不团结。不多久，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加剧了托利党内部分裂。在这一问题上，他们遭到了一个少壮派的人反对。罗伯特·皮尔在统治爱尔兰的6年里克服了民间严重的不满，扑灭了隐隐燃着的叛乱之火，维护了英国政府的统治地位。他认为“讲诚信的专制政府目前看来是最适合爱尔兰的”。他恩威并施，行事相对平稳而有序。其实，从方法和成效上看，他都没博得爱尔兰人的好感。他回家乡时确信，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危害的不只是爱尔兰的新教教会，还有议会的整个政治制度。19世纪还远远没有翻到最后一页，事态就证明了他是对的。同时，皮尔成了坎宁争夺党内未来领导权的劲敌。两人各有个性，各不相让。坎宁在策划和发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一事上发挥了领头作用。他主要关心外交事务，可他同卡斯尔雷发生了争执，外交领域似乎成了他的禁区。比他更老的议员们不信任他。他聪明、机智、活跃，有讽刺的天赋，因而树敌甚多。说他不可靠的传言越传越广，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个阴谋家。1820年，他因王后离婚风波而辞职时，一位托利党上院议员意味深长地说：“这下咱们可把那些臭才子给甩掉了。”1822年8月，坎宁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顺从了这次体面的流放，政治生命似乎就此告终。可这时，命运女神拉了他一把。接他去东方的那条船上溯至泰晤士河的时候，卡斯尔雷因工作过劳而精神失常，在家中的化妆室里自刎身亡。坎宁这下成了政府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受命为外交大臣，主宰英国的政治事务，直到他5年后逝世。

内阁进行了改组，让皮尔进入内政部，让赫斯基森进入贸易部。政府现在拥有的下院领袖人数多达3人。1815年，内阁大臣中有3/4进了上院。接下来的几年里，托利党的统治更加开明。坎宁、皮尔和赫斯基森奉行了多项大胆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超前于辉格党人的建议。皮尔改革了刑法，伦敦警察队伍也是他创办的；赫斯基森大力改革关税制度，并继续推动皮特的工作，取消不合理的税收，修订关税制度。国内小麦价格上涨，坎宁力主按比例降低小麦关税。这注定会在托利党上下级之间引起冲突。他意识到当时农村穷困会引起政治危机。有一次他宣布道：“我们处在财富与人口激烈斗争的边缘。……只有最温和、最自由的立法才能避免这场斗争。”这番抚慰人心的工作是他自己布置的，但危机到来时，需要去面对的人，只有皮尔。

一年一度的《解放天主教徒议案》（Bill of Catholic Emancipation）又提了出来，这令支持政府的保守派感到不安。不过，在有一个问题上，坎宁态度很坚决：他执意拥护现有的选举权制度。他认为商业措施高瞻远瞩，外交政策顺应民心，议会改革的问题就可以避开。他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大限将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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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宁担任外交大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西班牙的一场危机。先前带头抗击拿破仑的民众领袖们，现在起义反抗独裁的波旁政府，成立了革命政务会，并宣布了以1815年法国宪法为范本的宪法。坎宁曾经支持1808年的西班牙民族起义，自然对此表示同情。可梅特涅和神圣同盟认为，这场迅速蔓延到波旁家族所建的那不勒斯王国的起义，是对君主制原则和整个欧洲体系的威胁。1822年秋，维罗纳召开了大会，讨论以波旁王朝的名义介入西班牙事务的问题。威灵顿作为英国代表出席会议，临行前卡斯尔雷吩咐他说，英国不参与这种行动。坎宁强烈赞成这一主张，并在英国广为宣传。的确，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但是奥地利和俄国决意要采取行动，手头有现成的工具：前敌国法国觊觎名望。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害怕革命力量，主动建议派兵镇压西班牙，恢复国王费迪南德的专制政权。维罗纳会议同意了，坎宁则不愿介入其中。伦敦方面群情激愤，英国志愿兵纷纷前往西班牙为“自由党”防守力量而战。“自由党”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次西班牙起义而进入英国政界的；“保守党”一词，则是从法国传到了我们这边。但坎宁同样反对正式介入“西班牙的自由事业”。为此，辉格党人攻击他。英国这些对良知的检讨没能改变西班牙起义的结局。法国远征军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像样抵抗，西班牙自由党退往加的斯，就范了。

一个更大的问题此时出现在了欧洲以外。英国对西班牙政体没什么直接的兴趣，但200多年来，她始终在争夺西属南美殖民地的贸易市场，那里自由颇为重要。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殖民地尝到了自治的甜头；但波旁王族在马德里复辟，西班牙国王恢复统治，就不合他们的胃口了。从南到北，安第斯山脉处处都在为争取南美解放而战斗。到坎宁担任外交大臣时，地图上的大多数共和国不是局势不稳，就是四分五裂。与此同时，英国同这些地区的贸易额自1814年以来增加了两倍。要是法国或神圣同盟干预新大陆，要是欧洲派军横跨大西洋镇压叛乱者，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而且还会产生更大损失。这些危机让坎宁焦头烂额。他非常需要英国商人的支持。实际上，这些商人对眼前的危机很敏感。他果断采取了行动，呼吁美国联合英国，反对欧洲国家越洋干预南美诸国。就在美国人斟酌这个提议之时，坎宁还往法国人身上使了一招。法国无意同英国挑起海外冲突，表示放弃在南美洲使用武力，并发誓对那边殖民地绝无野心。就这样，神圣同盟无法行动了。坎宁后来以胜利者的口吻说，自己“开辟了新大陆来调整旧大陆的均势”。

新大陆方面也有自己的话要说。美国不希望欧洲方面的冲突漂洋过海。他们已经承认拉丁美洲几个主要的共和国独立，不希望野心勃勃的欧洲王子们坐船前来民主的美洲建立君主制，更不希望欧洲人再来美洲掠夺土地、开展殖民。坎宁提议发表英美联合声明，这一举动引起了关注。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位尊敬的前总统同意门罗总统的看法，认为这值得欢迎，是意义深远的一点。他们都意识到了欧洲方面的威胁，更想到了俄国的太平洋计划，因为俄国人占领了阿拉斯加，沙皇提出的领土要求从美国西海岸一路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地区，那边沙皇的特务活动很频繁。不过，门罗手下有约翰·昆西·亚当斯做着国务卿，此人生来小心固执，而且对英国心生疑虑。亚当斯不信任坎宁，他真心觉得对方“心计略多，不宜为大臣”。他认为美国应当按照自己的主张来行事。假如有朝一日，古巴甚至加拿大都渴望加入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那现在跟英国联合发表声明说美洲大陆神圣不可侵犯，难道不会减少他们归顺的可能性吗？看来，美国保持超脱的态度实为上策。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与其像小艇一样尾随英国的风帆战舰，倒不如名正言顺地向法国和俄国公开阐明我们的原则，这样更有尊严，也更为坦率。”于是，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了纯粹的美国政策，即“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从此，人们在谈到跨大西洋事务时，常常会提及该原则。门罗说：“美洲大陆，一直都采取着、保持着自由与独立。因此，欧洲列强以后再也不能把美洲大陆当作进行殖民活动的场所。……我们应当认为，他们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扩张到这个半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安全。”这声明余音袅袅。其他国家都接受了，因为有“英国的风帆战舰”的善意警戒。只是，这一事实很少得到公开承认。100年来，绝大多数时间里，英国皇家海军始终是美洲自由最坚强的保卫者。有了英国“舰墙”的保护，美洲大陆便可以毫无阻碍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门罗的著名咨文不仅是对独裁国家的警告，也是对英国的警告。坎宁明白，现在是美洲人宣称支配美洲大陆了。在那边跟美国人争锋会有风险。他下决心要避免可能使英国陷入尴尬局面、使其正当利益受损的一切冲突。不过，就尚未出现的危险进行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坎宁发表了既简洁又中肯的个人意见，他写道：“美国公开要求，要成为全美洲联盟的首领，还要用这个联盟抗击欧洲（包括英国）。这个要求同我们的利益不一致，也不是我们能够同意或容忍的。可是，对这个要求空谈异议没有用，但我们肯定不能作出像是同意其中精神的任何表示。”

不久以后，英国正式承认了南美国家的独立。对共和制国家不怀好意的乔治四世，还有坎宁政府里的许多同僚，都曾极力反对这一行动。国王甚至拒绝宣读那篇写到了承认南美国家独立的演说。这篇演说是一位大法官勉为其难为国王代读的。于是坎宁的主张占了上风。他在南美下的这一步棋，大概算是他在外交方面最大的胜利了。然而，需要他采取果断行动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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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英国投入最多的兵力，是为了保护葡萄牙。现在，我们的老盟友又需要援助了。南美洲再一次卷入冲突。葡属巴西殖民地宣布独立，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拥戴了一位住在那里的葡萄牙亲王为统治者。坎宁承认了新生的巴西帝国，并力劝葡萄牙也予以承认。不过这时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葡萄牙国王驾崩，王位成了争夺的对象。合法继承人是巴西皇帝的女儿，年仅8岁，自由派和立宪派都站在她的一边。可是，她还有一个舅舅也想要来继承王位。这个舅舅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他得到了神圣同盟的青睐和西班牙的积极援助。英国政策向来不容许里斯本落入不友好国家手中，而此时整个葡萄牙似乎都陷入独裁国家的干涉之中。1826年12月，英国遵从古老盟约，派兵到塔霍河沿岸。坎宁在下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次部队调动，“并不是为了把某种政体强加于人，而是为了维护一个盟国的独立”。英国驻里斯本大使把皇家海军军舰出现在塔霍河上的狂热场面叙写了下来：“现在谁也不怕成为立宪主义者了。……英国发话了，已经派部队到来。雄狮一醒，气冲霄汉。”然而，葡萄牙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以后的岁月里，它还会继续困扰坎宁的接班人。

同时，地中海东部爆发了另一场危机。臣服土耳其人400多年的希腊人心中激荡起了独立精神。他们举行暴动，1822年宣布独立。在英国，人们普遍对此表示支持。这番事业鼓舞了那些在塞莫皮莱(1)和萨拉米斯(2)光辉事迹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有文化阶级，伦敦的开明人士积极介入其中。人们纷纷捐款，拜伦等英国志愿者前去援助希腊人。拜伦在梅索朗吉昂死去之前，就破灭一切幻想。一桩崇高的事业被内讧葬送，这在希腊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倘若没有欧洲列强的压力，希腊人本来不会屈服的。土耳其苏丹军得到了强大的埃及帕夏(3)穆罕默德·阿里供养的一支军队的援助，几乎无往不胜。希腊人很不幸，欧洲列强本身就非铁板一块。希腊人的暴动分裂了神圣同盟，奥地利和俄国对立了起来。坎宁同前辈卡斯尔雷一样，力主斡旋。另外，他担心俄国会出面干预，在希腊建一个附庸国，向土耳其人讨价还价。要是俄国在土耳其扩大势力范围，英国在中东和印度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起源于此。这个问题让欧洲列强寝食难安，一筹莫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经过复杂的谈判，1827年，英、法、俄三国商定了向土耳其人索要的条件。英国和法国派出舰队到希腊海域力挺希腊人。这是坎宁外交的最后一大成就。这场希腊剧的下一幕，是在他离世后才上演的。

坎宁的同僚们对这位外交大臣的行动越来越挑剔。威灵顿认为坎宁采取了鲁莽的政策，为此他如坐针毡。多亏利物浦首相的调和，政府中的两派才团结在一起，可是，1827年2月首相突然中风，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了。主外的坎宁和主内的赫斯基森和托利党老党员们都不合，现在谁能领导政府？托利党的整个未来生死攸关。他们是要走威灵顿那条路，还是走坎宁那条路呢？首相人选仍须国王确定，乔治四世犹豫了一个月才拍板。辉格党人无力组阁，他们内部四分五裂，也没有希望获得现有选区的多数支持。所以，必须由托利党两派中的一派来组阁。利物浦内阁中的许多大臣，包括威灵顿和埃尔登在内，都不同意在坎宁手下任职。另一方面，坎宁渴望得到一些辉格党领袖的支持。该不该建立一个辉格党加托利党的联合政府呢？那样的话，英国历届政府长期坚持立足的党派忠诚就要粉碎了。那该不该尝试由清一色的托利党来统治呢？那样的话，下院又要反对，国内其他地区也不能接受。那能不能找到某个中立人物，在党派争雄的形势下实行温和的弱势统治呢？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温莎城堡里的人异常激动，每次就餐必定进行一番长谈。很快，答案就揭晓了：没有坎宁和他的朋友们，就无法组织政府；坎宁要么一切说了算，要么就不出面组阁。他最后一句话说服了国王。他说：“陛下，您父王打破了辉格党的支配地位。我希望您不要容忍托利党方面搞支配。”乔治四世回答说：“不会的。我要是容忍了，就不得好死。”1827年4月，坎宁出任首相，在短短100天里，手握最高政治权力。

坎宁组阁预示着18世纪的政治制度即将瓦解。他能够上台执政，是因为辉格党中的一派友情赞助。他在下院失去的唯一一个能干的托利党领袖是罗伯特·皮尔。皮尔辞职，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同时也因为他知道坎宁支持天主教解放运动。托利党的反对派和辉格党的顽固派对新政府进行骚扰。要是坎宁的命再长一点，他领导的集团大概能建起新的政治忠诚。然而，坎宁生了一场病，在8月8日离世了。他跟卡斯尔雷的情况一样，也是过劳死。

坎宁是新世纪的关键塑造者。无论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期，他都证明了自己是个坚定主动、有大局观的人。他头脑敏锐但性情急躁，使党内的朋友都感到难以共事。就像他的朋友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评价的那样，他缺少谨慎的作风。不过，因为有了坎宁，皮特传统的正确一面得以流传给后世。坎宁在许多方面都同情英国社会生活酝酿的新运动。他还同报界保持密切的联系，懂得如何在执政中利用宣传工具。同查塔姆一样，他政治权力的主要基础也是公众舆论和深得民心的外交政策。他主张解放天主教徒，可见他的观念比大多数托利党同僚都要先进。他反对议会改革，是一种对所有同法国革命有联系的英国政治家所施加的诅咒。在这一点上，他本来可以改弦易辙的。反正分崩离析的托利党人在他死后改邪归正了。迪斯雷利是这位杰出人物的见证人：“我只见过坎宁一次。我还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一副灵动的眉毛一扬一扬的。那美妙的声音还在我耳旁回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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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宁在关键时刻逝世，让国内外政局错乱了。他的追随者、辉格党内的盟友和一些托利党人拼凑了临时政府，笨拙地应付着局面。临时政府的首脑，是爱哭的前财政大臣戈德里克勋爵。皮尔和威灵顿领导的托利党人有超过半数持反对态度。辉格党大臣和托利党大臣发生分歧，破坏了政府内部的团结。坎宁的不干涉希腊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了点问题。这个政策确实有其意义，尽管塔列朗恶毒地定义说“形而上学的政治字眼，几乎同‘干涉’是一个意思”。舰长科德林顿曾跟随纳尔逊打了特拉法尔加战役，他现在是海军上将，统率着希腊海域的英法联合舰队。他先斩后奏，在纳瓦里诺湾摧毁了整个土耳其舰队。英国人惊恐万状，担心俄国人乘机浑水摸鱼。这场海战对希腊人意义非凡，但国王在国情与施政演说中贬损它是一次“异常事件”，得胜将军科德林顿差点就被送往军事法庭。辉格党人搞阴谋，临时政府分崩离析，忽然之间就销声匿迹了。辉格党不可能组成一党政府，他们党的力量薄弱，领导平庸。威灵顿和皮尔奉命组阁，他们接受了使命。威灵顿出任首相，皮尔出任内政大臣和下院议长。这些老派的托利党人还得打上一架，他们就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

新政府的政治观点很简单：保卫现存的制度，认为只有这些制度才能维持秩序，坚定信念决不后退，除非碰到压倒性力量的逼迫。皮尔位列英国有史以来最能干的大臣，不过他只擅长管理日常事务。只有当民众的意见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成为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时，他才会重视。政府做出的第一个让步，是通过了反对派要求废除《宣誓条例》的提案。这个条例剥夺了不信奉国教者担任公职的权利。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终于获得了政治权利和平等地位。天主教徒则没有得到这么多，他们的解放不仅是原则问题，是通往宗教完全平等的一步，而且攸关大英帝国利益。英国政府最大的败笔，是爱尔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的不满情绪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战略地位。从克伦威尔时代以来，新教徒少数派一直控制着爱尔兰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爱尔兰不会永远容忍下去。英国政府始终面临着爱尔兰发生革命的威胁。1815年以后，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成了政治领域的主要分界线，让坎宁一派和辉格党人同威灵顿和皮尔分裂了开来。英国的政治家们凭着“君子协定”年复一年地拖延这个问题，但爱尔兰人的耐心已到极限了。他们在丹尼尔·奥康奈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猛烈的反英运动。奥康奈尔是个地主，也是一名律师；他所主张的做法，后来称作英王统治下的爱尔兰自治。尽管他本人不是革命者，但演讲起来激情澎湃、强而有力，滋养了暴力倾向。

一件政治小事引起了连锁反应。坎宁派的领袖赫斯基森连同其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信奉新教的爱尔兰地主维齐·菲茨杰拉德获得提升，补上一个大臣职位的空缺。当时任命大臣需要选民进行补缺选举，因此在克莱尔郡举行了投票。奥康奈尔参加了竞选，他背后有他整个组织——天主教协会做靠山。根据现有法律，他当然没有资格当选议员。可尽管当地新教绅士极力反对，他仍然胜利当选。这是一个判例案件。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天主教徒选举权，爱尔兰就会爆发革命，国内也将发生政治灾难。

皮尔政治生涯从爱尔兰起家，他一直是反对向天主教徒作出任何让步的标志人物，他的政治威望正建立在此主张之上。他是最坚决捍卫国教的牛津大学选区选出的议员。在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他的表态微妙，这是在所难免的。威灵顿的处境稍好一些，他在这些问题上介入不深，能比较心安理得地采取权宜之计。爱尔兰方面，形势一目了然：爱尔兰人的一个独立协会蓄意破坏了官方统治。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解放天主教徒，要么再度全面征服爱尔兰。1828年8月，威灵顿向国王汇报了这个问题：“该国的统治权已经不在政府官员手中，而是被罗马天主教协会的煽动家们篡夺了。他们通过天主神父施加影响，自以为是地引导着国家。……我们在爱尔兰面临着一场暴乱……我们在英格兰则有不可解散的议会，大多数议员认为……补救的办法是解放天主教徒。这些议员还未做出努力安抚国家，就要不情愿地加入这场斗争。”

爱尔兰的新教徒们惶惶不可终日。如果爱尔兰发生暴乱，他们绝无好处。天主教徒的政治平等地位是一剂他们难以吞服的苦药，但是，如果不允许天主教徒解放，新教徒的整个定居区都岌岌可危。不是天主教徒获得选举权，就是新教徒丧失他们的地产。12月，爱尔兰事务大臣让皮尔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危险所在：“我可以肯定，目前南方的农民准备在奥康奈尔被赶出国会时乘机举事。在此期间，任何对天主教徒显得不利的事件都可能提前触发行动。”英格兰反对派的一个成员在一封信里描述了爱尔兰新教徒的看法：“我从最权威人士那里得知，爱尔兰的许多奥兰治派新教徒对自己的处境担忧之极，所以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不惜任何代价解决争端的迫切愿望。”

威灵顿是当将军的人，他明白全国性的暴动是别指望能镇压得住。他近距离目睹过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他自己就是出生于一个爱尔兰家庭，非常熟悉这个动荡不安的海岛。他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对上院说：“我这种人，戎马生涯大概比大多数人都要长，还主要都经历内战；我必须要说明，假如我可以做出任何牺牲，让我所热爱的祖国免于哪怕一个月的内战，我把命搭上都在所不惜。”

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人，只有英国主教、老派托利党人和国王。主教和托利党人可以被投票否决掉，可国王却是个不好克服的障碍。威灵顿和皮尔在温莎同国王商议过一次，结果糟糕透顶，而且他们尚未同内阁全体成员商议。皮尔越发感到不舒服，而国王的态度就是他自己的态度。皮尔觉得，政府要采取他在政治生涯中一直反对的措施时，他没有理由留在政府内，除非他留下来对措施的成功至关重要。反对派可以迫使议会通过解放天主教徒的法案，这对皮尔无关紧要。他们说服不了国王，而国王的支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威灵顿没有皮尔帮忙就无法通过法案，辉格党人没有国王支持也达不到目的。这就让皮尔铁了心。他辞去代表牛津大学的托利党议员职务，购得韦斯特伯里的议员席位。后来他同意站在威灵顿一边，才说服了害怕辉格党人执政的乔治四世。他亲自把解放天主教徒的议案提交下院，议案在1829年以多数票轻松地获得议会通过。爱尔兰免于一场革命，可英国托利党的团结又遭到了一次打击。托利党“元老派”力量很强，在选举权未曾改动的情况下，他们始终没有原谅皮尔和威灵顿对新教徒垄断英国权力这一原则的背叛行为。对托利党的追随者来说，该党的纲领有许多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解释。但长期以来，保持新教统治地位一直是他们有约束力的政治信念之一。

因为用军事眼光看待政治事务，威灵顿以特有的方式提出决斗，来威慑批评者。温奇尔西勋爵在上院批评首相时有失礼之处，指责他不诚实，结果遭到正式决斗的挑战。决斗在巴特西公园举行。年已花甲的威灵顿陆军元帅在决斗中从容不迫，淡定自若。这是他喜欢采取的方针，比抚慰感情脆弱的政客们要强多了。他在一次发牢骚时，把抚慰政客说成是“让先生们把自称的小性子疏解一下”。他对自己的决斗助手陆军大臣说：“哈丁，快点离开场地，我可没时间浪费。该死！别把他逼得离沟那么近，我要是刺中他，他要跌下去的。”双方均未受伤，温奇尔西签署了一份文件表示收回他的影射攻击。当天威灵顿前去拜见国王，并对国王说：“还有一件私事要禀报陛下，我在今天上午进行了决斗。”乔治和蔼地答道，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历来主张绅士应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可政治啊，并不总是这么简单就能处理好的。

威灵顿政府没有表示出任何继续奉行开明政策的迹象。坎宁派辞职后，内阁里空缺的两个职位由威灵顿以前的两个参谋担任，这个副官式的军政府越来越脱离政界舆论，反对派的力量日益强大。然而表面上，一切都风平浪静。1830年6月，乔治四世离世，脖子上挂着菲茨赫伯特夫人的小画像。人民没有为这位“欧洲第一绅士”哀悼太久。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情妇科宁厄姆夫人忙着收她的特别津贴。这位昔日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已经变得臃肿不堪，都羞于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他奢侈成癖，多年纵欲过度，让他天生的能力黯然失色了。他不是天生的暴君，但喜欢以独裁者自居。看到欧陆各国君主地位不稳，他意识到，面对独裁的问题还是少说为好。他的故事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人们的诋毁。其实就他的行为而言，他与当时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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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伦斯公爵继承了其兄乔治四世的王位，成了威廉四世。乔治三世的儿子中，他的行为最古怪，而招怨也最少。他是在海军里成长起来的，继位前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1827年，坎宁提拔他做海军事务大臣，大臣生涯为时短暂，同时也荒谬可笑。他和一名女演员在布希公园同居多年，但最后也被迫履行自己的职责，同德意志萨克森-迈宁根公国的阿德莱德公主结婚。事实证明，阿德莱德为人宽厚，是个过得去的王后；同样，威廉四世性情温和、无甚杂念。他令大臣们最为难堪之处，在于他在公共场合很难克制住自己的言不得体。在一次为内阁大臣和外国使节所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他站起身来，像个水手一样粗鲁地祝酒，还说：“居心不良者可耻。”(4)在场的人尴尬万分。他总算说完，坐下时，一位客人向法国大使塔列朗问道：“尊意如何？”“妙哉。”塔列朗答道，脸上的肉一动也不动。

尽管枢密院文书查尔斯·格雷维尔观察得细致入微，日记中不敢肯定国王的才智能维持到议会召开，但国王伉俪获得了人心。王后并不漂亮，但继乔治四世的居家生活后，她那朴实无华的恬静风格，是个不错的改变。国王直来直去，对下层社会颇有吸引力，然而，有一次，威廉四世从御辇的窗子向外吐了一口痰，人群里有人以责备的口吻说：“乔治四世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毕竟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和礼仪并不以宫廷为准绳。

本有人以为，新国王可能会更倾向于组建辉格党政府。他在继位之前，曾被威灵顿公爵撤去海军大臣的职务。可是他成为威廉四世以后，却对威灵顿公爵表示欢迎，加以留用。他处事公正的名声具有政治价值。威灵顿证实了这一点：“国王从（登基）那天起，直到去世，对我的恩宠实在是无以复加；而我在国王继位之前将他赶下海军大臣职位，这么无情的手段也可谓举世无双。但他对此并无怨言。”“水手威廉”（Sailor William）的公正可是每分每毫都得要有的，因为前方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法国再次爆发革命，波旁王朝气数已尽；这些消息穿过英吉利海峡时，英国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 希腊的一个山口，希腊人于公元前480年在此英勇阻击了波斯人。

(2) 雅典附近的一个小岛，希腊军舰于公元前480年在该岛附近的海战中打败了波斯人。

(3) 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中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和高官，相当于英国的勋爵。

(4) 此段对话都是法语，当时属“高雅”语言。英国国王说法语，反而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