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
恢复与改革

第1章 胜利和平

20多年的战争过后，1815年夏天，欧洲和平了。尽管还有些内乱和局部冲突，但这轮和平能够持久，在德国扩张替代法国主宰地位之前，未曾撩起大火。在抗击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岁月里，英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它的国民团结一致，现在终于胜利了。胜利之后，他们得以集中精力发展自身雄厚的工商业资源——这些资源已在岛内积蓄了半个世纪，还经过了22年战争的淬炼打磨。可紧随滑铁卢战役而来的是，繁忙的生产贸易活动，辛苦劳作的男女老少们的需求和欲望，对此，领导国内的政治家们无能为力，政局运转陷入了困境。当时，托利党人（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账，姑且这样称呼）牢牢掌握着政权。他们组建了战时内阁，成员主要来自党内，取得了反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他们代表着抵制法国革命的原则、抗击拿破仑帝国侵略势力的传统，全国的支持者不计其数。这些支持者腰缠万贯，但思想独立，之前不屑加入任何党派；尽管如此，他们的价值观仍与托利党的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托利党人认为自己不仅是不列颠岛的守护者，还是1688年“光荣革命”贵族协议成果的捍卫者。受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恐怖震动，英国统治阶级故步自封，极力防止他们的思想和地位发生动摇。战事旷日持久，英国耗尽了国力，直到1830年才恢复战前水平。

其时，托利党政府的核心人物是利物浦勋爵和卡斯尔雷勋爵，1818年后还有威灵顿公爵。卡斯尔雷和威灵顿在同僚中鹤立鸡群。威灵顿见多识广、果断英明，卡斯尔雷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拜两人所赐，拿破仑倒台后，欧洲实现了天下太平。英国经历了诸多波折，军事上也有几次重大失策，但托利党的三位核心仍引领着国家走向了胜利。乔治三世时期，查尔斯·詹金斯与小威廉·皮特密切合作，组织内阁中的钦点任命工作。利物浦勋爵是詹金斯的儿子，为人随和，容易相处，对部下和蔼可亲。自英法战争爆发以来，他连续出任多项公职，几乎从未间断。1812年，他出任首相。他办事老练，耐心平和，治理国事十五载。

卡斯尔雷在担任爱尔兰布政司时积累了政治经验。在同爱尔兰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的艰难时期，政府滥用任命权，他目睹了18世纪弥漫着最恶劣的假公济私之风。他出任了战时内阁陆军大臣，但与同僚坎宁发生巨大争执，弄得满城风雨。事后被迫辞职；两人在普特尼希斯因此事决斗。1812年，卡斯尔雷回到了托利党政府，任外交大臣。他是四国同盟的缔造者，由此取得了最终胜利；他还是和平条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国内事务，他基本不关心；外交政策，他高瞻远瞩，但没有与其相媲美的口才来阐述这些政策。他为人高傲，因此性格显得更加沉着冷静。他认为对民众公开宣布政府的计划和措施有失身份。可他还是做了下院的领袖，这个职位是很少由天赋不足者担任的。

人们公认威灵顿是德高望重的将军，对阵并战胜了拿破仑。他的政治观点很简单，就是团结各个党派，向他们灌输维护现存制度责无旁贷的理念。其他阁僚都是彻头彻尾的托利党人，如大法官埃尔登，前首相、现任内政大臣西德默斯子爵亨利·阿丁顿，还有殖民部大臣巴瑟斯特伯爵。罗斯伯里勋爵评论巴瑟斯特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一个怪胎，担任着最显要的职务却完全无为”。这些人在世界革命的威胁之下步入政界，他们从政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屈不挠地捍卫既有的制度。他们思想守旧，把握不了英国社会的动向；他们执政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爱尔兰维护新教，坚决维护英国国教圣公会。卡斯尔雷是外交专家，威灵顿是军事专家。其他人只是普通的托利党政治家，他们坚持尽量少揽事，要做就尽量做好。

他们的优势是多方面的。凭着制海权、金融实力和顽强精神，英国打败了拿破仑。1815年夏，英国和卡斯尔雷站在欧洲前列，即将签订和约，而子孙后代的和平，全依仗着这个和约。必须建立一套有序的制度来解决欧洲列强之间的重重矛盾，消除法国继续为害的能力。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消除民族纷争、理论对立和阶级冲突。这些条约建立了一个新欧洲，英国要担起从未有过的责任。她是裁决法国新边界的一方，和约规定，剥夺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占据的萨尔地区（现用地名）和萨瓦部分地区。法国的版图缩小到1789年的边界，而普鲁士则成为莱茵河流域的强国。在法国东北部，有15万盟国占领军，其中包括3万名英军，皆由威灵顿公爵统率。即使在得胜之时，托利党人也不敢承担大陆的义务，卡斯尔雷下定决心，要保持英国在战争中赢得的主导地位。他不受公众情绪左右，不受民族仇恨影响，并能克制自己，不去蹂躏败敌；他预见到，总有一天，法国会像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一样，被用来平衡欧洲力量，维护英国利益。与威灵顿一起，他在法国及其仇敌之间进行调解。若是不制止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它们就会瓜分德意志各地，对法国强加苛刻的和平条件，并在分割波兰的问题上相互争夺。英国调解工作所发挥出的影响力，乃是欧洲和平的基石。

18世纪，欧洲诸强并没有常设的协商机构，也少有共同利益的观念。法国爆发革命，它们就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威胁；此刻它们决心保持团结，防止战乱再起。四大国早已结成联盟，它们宣誓，顺应时势，聚会商讨欧洲问题。如今，欧陆三大专制统治者，即俄奥两国的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结成了“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增补了四国联盟。神圣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干涉欧洲任何地区的革命，并以合法性的名义迅速加以镇压。

对此，卡斯尔雷并不感兴趣。别的主权国家，就算再弱小，国内政府再开明，他也都会反对干预。在英国，人们把他刻画成一个反动分子，可他并不支持欧陆的专制主义。他认为，四国联盟和维也纳会议只是讨论欧洲问题的外交机器，却被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同僚视之为维持现存秩序的工具。大国之间产生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议会制政府，哪怕再不完善，也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而卡斯尔雷的那些欧洲同行，则是君主专制政体的仆人。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她的力量来自广阔的商业活动和制海权。她的贸易繁荣发达，在思想上独立于欧洲主流观念。更重要的是，英国统治阶级早已习惯公开的辩论，他们不像专制国家政府那样会被绝对专制的美梦所启迪、所欺骗。

维也纳会议虽有种种分歧，仍不失为经典外交术树立了丰碑。在会上，谈判情况错综复杂。1815年上半年，除难以应对的《最后议定书》（Final Act of the Congress）本身，维也纳会议至少达成了27项协议，而且同期在其他地方，还签订20多项条约。塔列朗曾对拿破仑皇帝阳奉阴违，但他坚定而机智，决心要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不过，在现在人看来，卡斯尔雷才是杰出之辈，他是维也纳会议上的天才。他调和了对立的观点，仅表示希望能保持短短7年的和平，而实际上，和平时间达5倍以上。他对欧陆事务采取超脱的、四平八稳的立场，尽管各有利弊，却堪称之后100年里英国最佳的外交政策。维也纳会议结束之后，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不过，在最后的分裂前，卡斯尔雷至少取得了一大胜利。和约签订不到3年，英军撤出法国领土，法国如数缴纳战争赔款，成了欧洲会议上受尊敬的国家。威灵顿卸去在法国的军事职务，进入内阁，担任军械署总管职务。这个职务对他而言没什么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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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着恢复经济这一微妙而复杂的任务。阁员们远远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他们无法扭转战后的混乱状态，也无力解决工业发展造成的新问题。英国比邻国更早地尝到了工业革命的甘和苦。她获得了新的权力和繁荣。同时，在破烂的城镇里，越来越多的群众陷入赤贫的境地，对此，他们当然满腹牢骚。英国在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是因为18世纪英国发明家、商人的聪明和成功，也因为她的大煤矿与铁矿相距不远，离海岸也很近。海上优势，殖民帝国的资源，还有经商积累的资本，都推动了工业运动。慢慢地，蒸汽机应用到了现代工业的方方面面，精密机器日趋完善、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工厂体系发展了起来。熟练工人的个体家庭作坊逐渐被工厂所取代。机械化、人口增长和广泛的就业变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关系，内阁成员基本上意识不到自己要解决的社会弊病的病因。他们集中精力解决一个自己能理解的问题：财产保护。在迅速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代表着由来已久的地主阶级。他们连温和的小步改革都办不到，因为他们对流血革命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拿破仑封锁欧陆，不许同英国做贸易，英国也对欧陆进行封锁，结果国内工业每况愈下，北方工业区和中部地区失业现象十分严重。1812年、1813年发生了卢德派骚乱，人们捣毁机器，(1)英国政府完全不具备维持社会秩序之手段的现状暴露无遗。伦敦内政部和乡下治安官员之间没有协调，最终全靠办事老练的军官们率军镇压暴乱者，才制止了混乱局面。之前的18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问题常常引起大面积骚动，每逢歉收、物价上涨、食物昂贵，便有人发动骚乱。如今的歉收，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不过，18世纪的暴乱一般很快就结束，绞死几个人，流放一些人去殖民地，暴乱就被扑灭了。留在了国内的可怜鬼倾向于把辛酸归咎于自然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政治制度。滑铁卢之役以后，社会情绪大变，极端激进派领袖相继抛头露面，乐此不疲地加紧鼓动民众。他们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压了下去，到现在虽然只拥有很少的下院席位，但还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东山再起。

在激进派看来，人民遭遇不幸，只能怪政府，怪不得偶然因素，也怪不得天灾。面对这样的指责，托利党内阁不知所措。托利党的统治思想绝不是把一切问题都留给市场议价来解决，绝不是凭借好运气报喜不报忧。在那时，托利党人承认，统治阶级要为全民族的福祉担起责任，有时还会为自己的担当感到自豪。人们深知执政责任所在，政府就像伯克所定义的那样，要保证“公共治安、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繁荣”。其中，首要的任务是最后一点。但问题在于，面对这种前所未有之变局，政府不清楚该如何保证公共繁荣。即使能凑巧制订出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公务员能予以执行。于是，民间疾苦的补救途径，就只有私人慈善事业或《济贫法》（the Poor Law）了。

这些年里，议会反对派处在最弱期，这是英国的不幸。辉格党自1783年以来一直没有掌握权柄，做了二三十年的在野党，斗志涣散。党内四分五裂，而且他们之中没人能比托利党人制订出更好的、更全面的战后恢复计划。其实，他们和托利党人都代表地主阶级和伦敦金融界，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同政府仅有的重大分歧，在于天主教解放运动，还有新兴工业城镇中产阶级的选举权问题。18世纪90年代，他们力促议会改革，这一举动曾是打败小皮特政权的有力大棒。不过，法国方面形势急转直下，令他们惊恐万状。他们的领导人经过很长时间才勉强恢复了改革的热情。同时，正如哈兹里特(2)所言，这两个政党犹如两辆赛跑的驿马车，彼此给对方溅上污泥，但同途同归。进入议会的激进分子人数太少，形成不了有力的反对派。他们中有一位老领袖，名叫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40年来，卡特赖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主张实行议会一年制和普选制。他是一个地主，许多下院议员对他印象良好，但他从来都没有进下院议事。在未经改革的选举权制度之下，没有选区会接受他。激进派说话用词粗暴，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都为之感到害怕，于是中上层的工业阶级和地主阶级都越发坚定地反对一切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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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的传统是以议会为中心，人们仍然期待议会来纠正时弊。如果无所作为，议会就必须要进行机构改革，也因此,焦虑的情绪从抒发对社会的不满，变成了要求议会改革。大型的会议开了起来，大声的抗议喊了起来。不过，激进派的策略和法国革命党的策略实在太相像，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在议会里没什么分量，但因害怕革命而束手束脚，最终站在了地主阶级一边。内阁惶惶不安。人身保护法令暂告无效，禁止召开煽动性会议的法令得到了通过。全国又纷纷举行示威，一大群人从曼彻斯特出发，徒步到伦敦请愿，反对政府采取的措施。他们每人携带一条毯子，以备夜宿之用。“毯子大队”的游行严重扰乱了当局，当局把几个领头的逮捕了起来，大队成员很快散去。另一场暴动发生在德比郡，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这些骚动反映出了形势的严峻性。不但劳动者人群中存在着极度贫困，而且制造业与农业之间根深蒂固的阶级矛盾爆发了。国内经济失衡到了危险的地步，战争债款多得让人吃惊。国家财政状况不稳定，公债持有者对此惴惴不安。1797年，英国摆脱金本位制度，纸币大幅贬值。1812年，议会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制度，英格兰银行强烈反对，结果不了了之。皮特为了筹措军费而实行的所得税制度闹得民怨沸腾，尤其是对工业中产阶级而言。年收入超过150英镑者要缴一成税，不足此数者税率较低。1815年共收所得税1500万英镑，占了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大部分。战争结束时，工农业都发生了震动。先前，有许多人大量投资土地，牟取高利润。战后，农产品价格断崖式下跌，地主们大声疾呼，要求颁布限制进口廉价小麦的保护政策。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1815年《谷物法》（the Corn Law）规定，除非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升至80先令以上，否则就不许进口外国小麦。面包价格上涨，工厂主阶级不得不增加工资，免得工人挨饿。另一方面，工厂主们设法取消了所得税。这帮了他们，但国家财政预算岌岌可危。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努力消除日益庞大的赤字，尽力消除货币不稳定性，但都未能如愿。百姓遭殃，经济萧条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将越来越糟糕。

1819年的一起事件，激起民众的不满，也加剧了政府的担忧。5万多男女老少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抗议集会。当地的治安官头脑发热，宣布戒严，下令义勇骑兵队上前镇压，造成11人死亡，400人受伤，死者中有两名妇女。人们参照滑铁卢战役，讽刺这次事件为“彼得卢惨案”（massacre of Peterloo）。惨案引起众怒，政府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混乱，采取了强硬措施，于是群众怒火中烧。政府颁布了6项法案：限制集会，授权地方治安官没收煽动宣传品，禁止私自进行军训，对报刊征收重税以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不许随便签发逮捕令，不许随便举行审判。不久，一桩针对内阁的阴谋暴露了。在埃奇韦尔路拐弯处的卡托街，一小帮阴谋家被捕，他们在那里密谋，想要在一次晚宴上暗杀所有内阁大臣，并夺取英格兰银行。

政府攻击了英国传统的自由原则，使辉格党人良心发现。他们认为，“彼得卢惨案”不是侵犯公民权利的借口，并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自由正受到威胁，他们深知斗争的意义。但他们对被多数票压倒却安之若素，因为他们和托利党人一样，也被欧洲各地的社会动乱吓破了胆。同多数欧陆国家相比，英国还算比较顺利地走出了这个动荡的年代。但是，国外一幅大动乱的景象，让国内的人们提不出什么建议。到1819年底，贸易和农业收成情况改善了。有一个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制度。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名叫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个年轻的托利党政治家，24岁就当了爱尔兰布政司。皮尔提交议会通过的这份议案体现了其恢复金本位报告的精神。货币终于稳定，而且是被一位议员给稳定下来的。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无不发声抱怨，但情况似乎已经出现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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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英国王室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战胜拿破仑曾是王权和君主制的胜利，但法国革命对多数欧洲国家的舆论打上了共和制影响的烙印。许多君主行为不检、昏庸无能，一下子就成了人们批评攻击的目标。在英国，英王乔治三世长期间接性癫痫，政治家们不得不隔三岔五就考虑一下王权旁落的问题。1788年，英王初次发癫，给皮特引发了深重的政治危机。他曾就威尔士亲王应否行使摄政王权力的问题同福克斯和辉格党人唇枪舌剑，直到乔治三世癫痫病突然好转，争执才宣告结束。1810年，这位老国王终于陷入了精神失常。在之后的10年间，他总是蓄着长长的白胡须，穿着紫色的晨袍，在温莎城堡的走廊里游荡。威尔士亲王摄政，拥有着无限的王权。他留用了托利党谋臣，全力进行战争，使他的辉格党老朋友们惊愕不已。无论后来的乔治四世有什么过失，他担任摄政王时坚决支持威灵顿和卡斯尔雷抵抗拿破仑，这就足以让他在英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此时，汉诺威王朝已在英国土地上深深扎根。乔治三世在其幸福的中年时代，人称“庄稼汉乔治”（Farmer George），深得民心。在戈登动乱时期，精神错乱的贵族人士戈登领着一群疯狂的清教徒让伦敦陷入一片恐慌，唯一保持镇静的人就是乔治。他还经受住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打击。他深受民众爱戴，却没能激发起民众领袖们的尊重。他娶了德意志公主夏洛特为王后，夏洛特为他生了很多儿子，其中七个长大成人。但是，他们中竟没有一人为王室增添尊严和荣耀。

宫廷好似一个德意志小公国，死气沉沉，狭隘古板。没过多久，那个将成为乔治四世的活泼少年就开始对彬彬有礼的母亲和过分节俭的父亲做出叛逆行为。他天生善于交际，结交的人物往往靠不住，因此同家里人更加疏远。他年幼失去同伴，兄弟们都被派去德意志接受纯条顿式的成长教育。乔治是王储，必须要具备英国的出身背景。他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理查德·谢里丹以及博·布鲁梅尔等密友交往，很快便具备了18世纪英国绅士的特点：有一手举债的艺术，穿华服，能和人很好地对话。他的天生才智和好品味没有用到正当的地方，他的自我表达天赋常常被他浪费在痴情之中。纵情作乐影响了他对事物的判断，思想轻浮糟蹋了他的举止。当享乐主义同国王职责发生冲突时，他通常都选择了享乐。摄政王和国王，都是孤家寡人，这更加暴露了他一团和气的弱点。

1784年，乔治王子陷入爱河。他的选择是不幸的。玛丽亚·菲茨赫伯特不仅是出身微贱的平民，而且是个两次丧夫的妇女。她一定要正式结婚才满意。欧洲新教最纯粹的国家的王储竟然执意要娶这样的天主教妇女，乔治王子的辉格党朋友们都被这一举动吓到了。根据《皇家婚姻法》的规定，这样的婚姻是非法的，乔治的行为既败坏自己的名誉，又损坏王位的声誉。这段关系一开始是暗地里进行，加之乔治性情无常，便到了这个地步。菲茨赫伯特夫人拘谨、沉默寡言，不是那种能久久抓住乔治的女人。他们的关系在无奈中公开后，又退回到隐蔽状态。后来乔治同她一刀两断，但那是在他订立合法且门当户对的第二次婚约数年以后的事情了。

1796年，乔治依父母之命，同德意志不伦瑞克公国的卡罗琳公主结婚。这位公主非常聒噪，性格反复无常，而且相貌平平。见到新娘，乔治大为惊骇，婚后24小时里喝得烂醉如泥。又过数日，他给妻子写了封信，解除她在婚姻方面的义务。此后的几年里，他在杰西夫人那里寻欢作乐，对卡罗琳的憎恨则日甚一日。他和卡罗琳只过了短暂的夫妻生活，生了一个精神焕发、热心宽厚的女儿。后来，这位夏洛特公主发现她母亲跟她父亲一样相当不尽如人意。1814年，乔治逐妻出宫，卡罗琳同他吵了一架，然后离开英国去欧洲旅行。她发誓，待到丈夫继位时，要回来找他的麻烦。

继位问题让英国政府忐忑不安。夏洛特公主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也就是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可是，1817年，她在分娩时死去，婴儿也胎死腹中。乔治的弟弟们各有各的古怪模样，完全不得人心。威灵顿说他们是“套在任何一届政府脖子上最要命的负担……他们直接侮辱了英国三分之二的绅士”。他们不仅魅力全无，且没有合法继承人。不过他们都清楚自己的地位的重要性。在皇家的婚姻市场上，他们对政府拥有价值。他们中的多数已和女人有过长期不当关系。但是，1818年，克拉伦斯公爵和肯特公爵服从调遣，履行了他们作为王室成员的职责，获得了一笔金钱回报。肯特公爵同一个德意志人结婚，然后退居直布罗陀施展他的军事统率才能。这一联姻的后代，正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

威尔士亲王长期以来一直考虑要和行迹不定的妻子离婚，但是利物浦领导的政府对此忧心忡忡。亲王过着奢侈的生活，在布赖顿和温莎耗巨资进行建筑试验，已经让政府方面感到焦虑，还有人在议会声讨。当时的大法官是最坚定的托利党人，也强烈反对亲王任何离婚的念头；主教委员会相对温和，但姿态差不多。可是乔治不肯罢休。他设法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卡罗琳公主的行为。委员会派人前往意大利，从卡罗琳品行不端的随行人那里搜集证据。1819年7月，政府接到一份报告，里面细述了大量对卡罗琳不利的旁证。乔治非常高兴，利物浦和内阁大臣们则感到沮丧。1714年以来，王族内部纠纷始终在为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火上浇油。反对派定会为受伤的妻子申冤。

卡罗琳公主的主要法律顾问是辉格党少壮派当中最能干的亨利·布鲁厄姆。此人聪明机智且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他虽然不能确信公主无辜，却看出这件案子对辉格党有深远的意义。他秘密同政府建立了联系，希望达成妥协方案，以便自己得到升迁。1820年1月，癫痫病的老国王驾崩了，新君主配偶的地位问题必须确定下来。乔治四世患上了重病，但他对卡罗琳的憎恨反而让他恢复过来。他坚持要把卡罗琳的名字从教堂礼拜仪式中去掉。内阁战战兢兢地呈上一份奏折，指出恕难照办。可是乔治现在是国王了，他警告说要把他们全部撤职，还扬言要退居汉诺威。看到国王如此坚决，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同样惊愕不已，他们也害怕议会和政界之外社会舆论哗然。不管后果如何，丑闻都会暴露，君主制将要陷入名誉扫地的危险境地。

卡罗琳此时摊牌了。1820年4月，她在伦敦报纸上发表了署名公开信进行诉苦，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伦敦金融界激进派的同情。高级市政官伍德同她频繁书信联系，并保证给予她热烈支持。激进派认为，让历史悠久的政党丢脸的机会来了。政府做出了最后努力，派布鲁厄姆半路拦截返英的卡罗琳王后。他匆匆在圣奥梅尔同王后会晤，可也无法阻拦这个怒火中烧的女人，极端派的进言让她更为固执。6月她登陆英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从多佛向伦敦前进，她的马车一路上几乎都是由兴高采烈的支持者拉着。她的到来引发了动荡的风潮。

政府勉强决定，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上院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发份报告说服了利物浦，他同意如果证明王后有淫乱之罪，就祭出《剥夺公权法案》。此刻，对英国现状不满的公众情绪已转移到关于君主制状况的全国性调查，有关王室成员的道德品质受到了无情的调查。金融城激进派以卡罗琳王后的名义发动了一场组织严密的运动，没有缓和的余地，布鲁厄姆也采取了支持王后的立场。卡罗琳的伦敦住宅外面，每天都有人聚集欢呼。她在公共场所出现时，人们欢声雷动，以致反对她的政客，一坐上马车就会遭到石块的袭击。7月，聆讯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在漫长的会议期间，检察总长立场站在政府一边，从卡罗琳的流浪宫廷里找来了不可靠的意大利证人。卡罗琳的掌礼官贝加米把许多亲戚安插在卡罗琳周围，授予各种伪职。这班乌合之众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已游历多年，好多政府都嘲笑、侮辱他们。政府方面在威斯敏斯特宫当众举出男仆、侍女身上的矛盾而龌龊的证据，奇装异服、举止粗鄙、私房话等内情让公众听了忍俊不禁。伦敦的报纸公开攻击了这些证人的可信性，因为说的英语都带着意大利腔，而且他们其貌不扬。利·亨特(3)写了一首讽刺诗：

你发誓啊，你发誓啊——“噢先生，先生，”(4)

透过那扇双开门，

你看到她陷入淫思？

“没错，先生，先——先生！”

当时的史学家写道：“接连十五天，国人都淫秽下流。”布鲁厄姆带头为卡罗琳辩护，他拿出了乔治国王1796年解除妻子婚姻义务的那封信，效果非常好。毋庸置疑，凭之前举出的那些破绽百出的证据，是没有理由执行《剥夺公权法案》中有关离婚的条款的。他大胆地攻击幕后操纵这件案子的国王本人，并恶意影射乔治国王身材肥胖，他引用了《失乐园》的一段话来伤人：

另一个怪物，

事实上根本不成形，

因为耳、鼻、手、足、关节都模糊不清，

看起来像是物影，

又不像影子，形、影二者相仿佛……

头上戴着貌似王冠的东西。

议员们认为王后有罪，但不知离婚是否明智，因此《剥夺公权法案》仅以9票多数在上院获得通过。辉格党人见和解已无可能，便投票反对政府。该党领袖格雷伯爵宣布，他确信卡罗琳无罪。内阁此时发现《剥夺公权法案》要在下院获得通过已经希望渺茫，便将它撤回，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伦敦暴民狂欢暴动，全城灯火通明。大臣们宅邸的窗户被砸。之前，西德默思勋爵谨小慎微，不让家中女儿们看报纸了解案情，到头来却成了受害者。不过，民众冒起来的骚动情绪很快就消退了。政府提出给卡罗琳5万英镑的年金，她还没有自尊到不接受这笔巨款的程度。这场危机引发的一个政治方面的后果，就是坎宁辞职。他同卡罗琳王后的关系一直很好。皮特的这个得意门生在1816年重入内阁，担任监督印度政府的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在其他圈子里也势力不小，这次辞职对内阁是严重的损失。

在这段令人遗憾的故事结束之前，又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场景。1821年7月，乔治四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隆重加冕。卡罗琳因为没有入场券，企图闯门结果被拒。一个月以后，她死去了。当局企图把她的棺材偷运出国，但计划受挫。激进派得胜，闹哄哄地在伦敦金融城举行了出殡游行。这是激进派在这场风波中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人们为王后而骚动，其实是在发泄不满的情绪。这标志着激进主义运动在战后达到了最高潮。到1820年底，工商业复兴，乱民退潮。国民骨子里都是保王党，君王的个人缺陷并未对这个悠久的传统造成多大影响。英国君主制和光荣革命的安排是不可割离的。坎宁他本人低估了英国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至目前为止，贝德福公爵曾有一刻惊慌失措，以至于宣布：“君主制完了。”埃尔登则镇定自若，他说：“这边的下层社会全都是王后的子民。中上层社会的人就很少了，除了放荡的人，还有那些拼命不法谋取权力的人。……下层社会躁动不安的倾向肯定是有的，但是监视太严了，出不了大乱子的。”

坎宁辞职了，但这场风波的政治影响没有到头。托利党政府内多是年事已高的保守派，实力大不如前。政府同社会舆论隔绝了开来，急需新成员的加入。辉格党人也一样，他们被迫承认自己缺乏群众基础。年轻的议员们看到，“辉格党和人民之间悠久的天然联盟”危在旦夕。于是，他们对议会改革的兴趣重新提了起来，议会改革当即成了时下的中心问题。

(1) 卢德运动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工人运动。相传，一个名为卢德（Ludd）的工人第一个捣毁织袜机。——译者注（以下页下注未特别注明的均为译者注）

(2) 英国评论家和杂文家（1778—1830）。

(3) 英国诗人（1784—1859）。

(4) 此处原文用的是意大利语，以讽刺证人英语不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