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长篇小说广播传播现状及研究意义

20世纪50—70年代，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几乎被广播“一网打尽”；80年代是长篇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一批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被各级广播电台改编播出；90年代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以《白鹿原》《尘埃落定》为代表的具有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和以《北京人在纽约》《抉择》为代表的贴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被改编为广播小说，备受听众欢迎；新的世纪，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中那些故事性强的长篇小说通过广播电台而走向不同的受众。

迄今为止，当代长篇小说广播传播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尚未引起研究界的足够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七年间，优秀的长篇小说甫一问世就被各级广播电台录制播出，出现了同一部小说被多家电台录播、多家电台同时播放同一部小说、同一部小说被不断录播的传播盛况。即使在新时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仍然被电台再次录播。但在对“红色经典”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与传播路径的研究成果中，广播媒介并不在场。陈伟军的博士学位论文《传媒视阈中的文学》探讨的是“十七年”小说生产、传播、消费的社会化过程，作为传播媒介的是《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重要报刊和出版机构，广播未进入研究视野。[1]而在对这一时期作品传播的个案研究中，同样忽略了广播的存在，如田义贵、黎光荣、杨光宗、李林楠、刘瑞等对《红岩》传播的研究，孙易君、任动、姚影、黎婕等对《林海雪原》传播的研究，龚奎林对《铁道游击队》传播的研究，贾奎林、龚奎林对《苦菜花》传播的研究，谷鹏对《创业史》传播的研究，陈嬿如对《青春之歌》传播的研究等。

八九十年代，广播制造了当代长篇小说传播的一个个热点，研究界或是没有关注，或是重视程度不够，或是止于现象描述但缺少深度思考。黄爽在2019年《蚌埠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论文《跨媒介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分析》，以《夜幕下的哈尔滨》在1984年和2008年分别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为例，“对其小说文本和跨媒介改编作品”进行对比分析。但这里的“跨媒介”并没有涉及王刚播读的同名广播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是陈玙的长篇小说，1982年6月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前，辽宁人民广播电台以陈玙校过的大样为基础，于1982年1月至4月的76天中播出全书。[2]之后全国一百多家电台复制播出，收听者有三亿之多[3]，在“中国《小说连播》6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60部作品节目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原著作者陈玙外出开会，一路听的都是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辽宁台文学编辑刘宝祥认为：“这部书的播出，扭转了以往那种‘古典小说听众多，现代小说听众少’的状况，开创了现代小说吸引听众的新局面。”在广播小说的影响下，中央电视台和青岛电视台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4]而在电视剧中，由王刚扮演的“说书人”引出故事和留下下集悬念也可看出广播小说对电视剧的影响。因此，对于纸质小说和电视剧之间的过渡——同样也属于跨媒介文本的广播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忽略，体现了研究者对当代长篇小说声音化的忽视。

1993年，《白鹿原》刚刚出版就被录制播出，在听众中造成很大反响。据陈忠实回忆，他在西安签名售书时，早上8点等签名的人“排了大概一公里长”，直到中午还未签完。场面如此“火爆”的原因就是因为广播对小说的播出。[5]截至2020年2月7日，在听书网站或是听书软件上，《白鹿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被文化公司或自媒体录播最多的一部，有8个完整的有声小说版本。[6]但对于《白鹿原》声音版本的研究，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理论深度都极为薄弱。李梁桥的硕士学位论文《〈白鹿原〉传播研究》中论及《白鹿原》通过广播小说和广播剧的声音形式传播，也提到了网络媒体上《白鹿原》的播读状况，但仅仅是一般的资料性梳理。其他以“传播”为关键词对《白鹿原》进行研究的论文对于广播的作用要么简单介绍，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干脆不提。[7]其实对于《白鹿原》有声版本的考辨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论题，如声音文本与纸质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声音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的话语交锋、声音文本之间的版本差异、声音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等都有深度辨析的必要。

如上研究涉及的当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媒介有书籍、刊物、电影、电视、网络、戏剧、话剧、舞蹈、连环画、泥塑……几乎能够传播的媒介都在此列，但却没有广播。这就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在当代长篇小说传播研究领域，广播好像既不属于电子媒介，也不属于现代传媒，甚至也不属于“跨媒介”——尽管多篇文章的题目中有“跨媒介”的字样。

其实何止是当代长篇小说传播研究领域，甚至研究20世纪文学传播的论著也不将广播的文学传播效能考虑在内。研究者一般将印刷媒介看作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其次是影视和网络，而广播则被排除在外。比如，卢兴的博士学位论文《电子媒介视域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所指的电子媒介主要是影视和网络，而对于广播仅仅是稍有提及。[8]陈晓洁的博士学位论文《媒介环境学视域下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研究》认为广播、电视、电影、手机、网络、电脑等以模拟或数字化电子信息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媒介都是电子媒介，但具体论述中仍以影视和网络等视觉媒介为主，而广播文本不在其列。[9]其他研究文学传播的论著，如周海波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曹怀明的博士学位论文《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传播学阐释》、单晓溪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任志明的博士学位论文《“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与传播研究》以及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陈霖的《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黄发有的《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赵凌河的《国统区文学传播形态》等，也都是将期刊、书籍、影视、网络作为传播文学的重要载体，同样没有广播的身影。

那么，广播在20世纪文学传播中的缺席是因为两者之间没有传播事实，还是因为这种传播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因为文学的声音化处理缺少独立的文本意义，抑或是研究界限于理论视野的遮蔽？接下来对广播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大致的梳理，以作为本书展开研究的历史基础。

作为最早出现的电子媒介，广播以其“无远弗届”的声音特性面向大众传播新闻、天气、广告、知识、音乐等信息，同时也传播了大量文学作品，形成了“文学广播”这一节目类型，产生了“广播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样式。

1923年5月28日，伦敦广播电台播出了莎士比亚的话剧《第十二夜》，标志着文学和广播的联姻。此后，文学作品频频“触电”，广播也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甚至在某一时期成为主要载体。苏联的库普里雅诺夫说过：“苏联作家不可能不知道，无线电广播在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是有着多大的作用，听众对广播中的表演、文学节目、故事、特写、创作报告是有着多大的兴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广播听众的数量比读者的数量，甚至比最流行的文艺书籍和社会政治书籍的读者的数量还要超过好多倍。”[10]

广播剧是广播文学的主要类型。国内较早通过广播传播的文学，有文字可查的是刊载在1933年1月20日《中国无线电》杂志上的播音剧《恐怖的回忆》，该剧于1月27日由上海的亚美广播公司播出。其后出现了柏身的《苦儿流亡记》、孙瑜的《最后一课》、洪深的《开船锣》、夏衍的《“七·二八”的那一天》等。早期的广播剧表现出时代性主题，也就是故事内容围绕抗日爱国展开。有的直接叙写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恐怖的回忆》《苦儿流亡记》等；有的揭露反动政府卖国行为和汉奸丑恶嘴脸，如《开船锣》等；也有的是反映普通民众抗日爱国激情，如《“七·二八”的那一天》《以身许国》等。在抗战初期，广播剧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和动员效果，表现时代主题后来成为广播剧的重要传统。

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表现社会万象、民生百态的广播剧开始大量出现，如《清歌一曲》《赌徒》《烟贩》《患难夫妻》等，具有积极的社会道德教化意义。独幕广播剧《清歌一曲》讲的是暴发户李有桓为阻止妻子杨秀琳进剧院唱歌，将杨秀琳禁锢在家。杨秀琳被前来接应的恋人陆水明所救，后到大光明剧场表演节目。在她被李有桓抓走并有生命危险时，陆水明再次出现将其解救。刘家思对《清歌一曲》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作品有强烈的剧场性，“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能够代表1940年代广播剧文学的艺术成就”[11]。

这类作品一般专为广播而作，不需要动作表演和场地，所以特别注意台词、音响和音乐的叙事能力及艺术感染力。如《最后一课》第一场出现了皮球声、秋千声、跷跷板声、木马吱吱声、钟声等，第二场有钟声、钢琴声、警笛声、飞机声、炸弹声等。两场音响的对比表现了侵略者的到来打破了宁静的生活。在《恐怖的回忆》中，枪炮声、轰炸声、飞机声以及人们奔跑的脚步声营造了紧张的气氛。有听众描述了《雷雨》的音响：“……一个夏天的晚上，天上正响着雷，池塘里的青蛙聒噪地叫着，深巷里一犬野在乱吠，风呜呜地吹着，树叶沙沙地响，乘凉的人们有一阵没一阵的在闲谈——鲁贵的吐痰声，挥扇声，四凤走路声，开门关门声等等都惟妙惟肖，使人听了，好像觉得身临其境似的。”[12]

除了这类专为无线电广播而作、反映时代局势的广播剧，还有几类文学作品也以“剧”的形式通过广播传播。其一是现代作家创作的话剧。较早改编的是熊佛西的话剧《卧薪尝胆》和袁牧之的话剧《寒暑表》等。曹禺的话剧作品如《雷雨》《日出》等改编为广播剧的最多。由张孝阑创办的银雾剧团在1938年6月上旬，每天下午六点十五分到七点在利利电台定时播出《雷雨》，中旬演播《原野》，后又演播《日出》。[13]1943年11月25日，同茂剧团在苏联呼声广播电台分四次演播曹禺的《家》。而在此之前的四天，他们刚刚在金都大剧院上演过剧场版《家》。这种演出基本上是剧场版的移植。海燕歌剧社在中国影剧院演出《雷雨》后，在青岛广播电台分四天播出了录音。其二是外国剧作家的作品也在电台上改编播出。1941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演出三幕剧《遥望》，该剧由李庆华根据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天边外》改编。为适应战时环境，将其改编为“中国化”的抗战戏剧。孤岛时期，苏联呼声广播电台播出过根据莎士比亚《奥赛罗》改编的《黑将军之死》、根据席勒《阴谋与爱情》改编的《人口贩子》等。其三是根据现代作家非戏剧作品改编的话剧，演出后又在电台播出。如根据鲁迅短篇小说《长明灯》改编的独幕剧，改编者是钟望阳、小芸、殷忧、笪宗、容纳，由容纳执笔。作品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而作，1939年10月19日在璇宫剧场首演，后在苏联呼声电台播出。再就是《卧薪尝胆》《岳飞》《木兰从军》《文天祥》等一批历史剧也在广播节目中播出。

广播剧也是解放区文艺广播的重要类型。1947年8月1日，为纪念南昌起义而创作的《红军回来了》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部广播剧，此外还有《黎明前的黑暗》《留下他打老蒋吧》等。延安台还播出过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片段。东北解放区自1946年10月中旬起，陆续播出了广播剧《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天堂地狱》《归来》《血泪仇》《刘胡兰》等。解放区广播剧除了改编自文学作品，也根据政治时局和社会生活创作了一批剧作。1946年7月10日，佳木斯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台长赵乃禾根据张家口时局变化和陆定一《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短文，构思了广播剧《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亲自组织排练演播并制作音响效果。[14]大连广播电台记者程美光根据自己关于住宅调整的采访素材编写了广播剧《搬家》，歌颂了党和政府一心为群众谋利益，调整住房不合理的状况，广播剧播出后反响强烈。后来大连电台又根据锄奸反霸、减租减息、识字运动等各项政治社会活动编演了多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播剧。[15]另外，大连广播电台先后转播了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血泪仇》《日出》等歌剧与话剧，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为之一新。[16]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七年”期间技术和艺术的探索，广播剧的制作走向成熟，在80年代出现了高峰。最明显的就是创作的广播剧数量在不断增多，仅1981年全国就录制了371部。[17]当然最主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广播剧在思想主题和艺术质量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度。首先，这一时期的广播剧无论是反映现实生活还是叙述历史，也无论是警匪题材还是科幻故事，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契合了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对整个社会健康良性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如根据路遥《人生》改编的广播剧几乎给予整整一代年轻人以人生理想的启迪和社会生活的思考。其次，立体声录音技术的采用和制作人员的专业化提升了广播剧的艺术质量。以音响而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广播剧《不寻常的婚礼》的配乐被誉为是北京电台“放的一颗卫星”，获得了北京市科学作品一等奖。有泰国听众评论《不寻常的婚礼》的配乐：“从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中取出来，用当时罕见的电子合成做配器，在美妙的电子旋律的规范下，浩瀚的宇宙神话般地展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并且给人以深刻的启迪”[18]。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广播剧走向国外，如《火焰山》《明姑娘》《王昭君》等，扩大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刘保毅根据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部分章节改编的广播剧《李自成闯石门寨》作为文化交流项目送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翻译剧本后将其录制成立体声广播剧。

90年代中后期，市场、受众和媒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剧的录播及收听出现下滑趋势。进入21世纪后，这种状况出现转变，借助于互联网等新媒体，不仅大量经典广播剧得以再次传播，而且出现了网络广播剧、FLASH广播剧、微广播剧等新形态，表明广播剧在消费主义时代的涅槃重生。

民国时期，诗歌朗诵、散文朗诵零零散散出现于电台。1935年2月21日9时整，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国学丛谈》节目，一位男播音员朗诵罗家伦的两首军歌，是较早的广播朗诵实践。新新玻璃电台、苏联呼声等也都播放过诗朗诵。[19]延安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有《星期文艺》栏目，播出大量解放区文艺作品，如毛泽东、刘伯承、陈毅、李季的诗词，赵树理的小说以及独幕剧、歌曲、秧歌剧等。

新中国成立后，更多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开始在广播中播出。甘肃人民广播电台1949年11月11日开始播音，1950年设立了《大众文艺》和《小说选播》两个挂牌节目，以使文艺节目区别其他广播节目。[20]武汉新华广播电台在1949年7月1日后“开办了教歌和文艺作品朗读等活动”[21]。

相较之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专栏设置方面尽管稍晚一步，但其文学广播栏目的丰富和影响力却非其他电台所能比。195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置《小说朗诵》和《诗朗诵》专栏，每周一次，时长约30分钟或45分钟，朗诵当代短篇小说和诗歌，如梁菁朗诵的马烽小说《韩梅梅》、武俊娴朗诵的杨麦小说《早晨》、赵丹朗诵的诗歌《祖国颂》、蔡骧朗诵的《寄台湾同胞》等。1955年增办《文学书籍》和《最近文艺刊物》，选播新出版的作品和推荐书刊，并请演员朗诵作品的精彩片段，像高玉宝的《高玉宝》、周立波的《铁水奔流》、李季的《玉门诗抄》等。《最近文艺刊物》后来改为《文学园地》，规定播出优秀文学作品，介绍文学基础知识、创作经验和作家活动等。该栏目邀请过臧克家、袁水拍、沙鸥、公木、韩忆萍、方殷、贺敬之、徐迟、公刘、顾工等知名诗人到电台朗诵自己的诗歌，很受欢迎。[22]50年代后期，中央台又举办《大跃进的号角》《跃进中的浪花》，选播工人、农民等业余作者反映“大跃进”面貌的诗歌。1963年11月又开办《文学爱好者》，主要播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学作品，兼及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五四”时期的优秀作品和世界名著。“文革”前夕又开办《新人赞歌》，播出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特写和革命回忆录。[23]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广播内容很丰富，除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评介，以及对文学知识、文学思潮、文学创作者的介绍。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在50年代中期设立了《文艺漫谈》节目，节目内容既有对古今文学的评析鉴赏，也有听众对文学作品的体悟和感受，还有作家所写的专题性文章，如闻捷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李季的《新儿女英雄的激情战歌》等。[24]1961年5月中央台创办《阅读和欣赏》节目，重点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屈原的《涉江》《橘颂》、司马迁的《史记》、李白等的诗歌。撰稿者和演播者是社会知名专家学者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如臧克家、肖涤非、周振甫、周纯昌、胡与贻等。该节目社会关注度高，被称为“看不见的文学老师”。[25]其他地方台开办的文学专栏也是各种各样，如《文艺漫谈》《中国古典诗歌吟诵与欣赏》《阅读与欣赏》《文学书籍》《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等。这些文学广播节目以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众进行了文学教育，也普及了文学知识。

地方电台在文学广播组织建设方面也越来越专业化，如河北台创办了广播朗诵剧团、浙江台成立了广播文工团、湖南台设有文艺广播部等。文艺编辑人员素质也相当深厚，如甘肃台的段玫和高戈是诗人、路野是作家、齐越是文艺评论家。地方台较有特色的文学节目是对本土作家作品和富有地域特点作品的宣传介绍。李季的短诗集《玉门诗抄》、叙事诗《生活之歌》等，闻捷的《天山牧歌》《河西走廊行》《疏勒河》《夜过玉门关》等都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学节目中播出，之后输送到其他电台。这些作品“推动了文学朗诵节目的繁荣和发展，并对文学朗诵诗作起了带动作用”[26]。

叶圣陶开始注意到广播在传播文学作品方面的优势。在《利用广播发表作品》一文中，叶圣陶认为，作品完稿后与读者见面需要很长时间，“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半载”。尤其是50年代中期，读者的文化需求与书刊供应不足存在严重矛盾：“作家着急，读者更着急。”他认为，利用广播发表作品可以改善这种情况：首先，广播网的普及和利用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多，那么通过广播发表作品影响又快又广。其次，通过广播发表作品，可以考验作品语言是否明确、简洁、生动，能否上口。这就可以促使作家注意自己的文风，为汉语规范化尽一份力。再次，作品在广播电台发表不影响出版，同时还可以起到推荐作品的作用，对读者、作家和出版社都有利。[27]

“文革”期间，大部分电台的广播文学节目停办。“文革”结束后，中央台开办的第一个广播文学节目是1980年3月的《文学之窗》，每周播出3次，每次30分钟。中央台以后又陆续开办了《子夜星河》《今晚八点半》《文化广场》《长篇连播》等文学栏目，在播出内容和播出对象方面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和主题性。

新时期以来，地方台文学节目越来越丰富。上海台的《星期文谈》、浙江台的《文学之友》、吉林台的《文艺广播小词典》、贵州台的《赣江文学》等都是地方台的品牌栏目。还有一些市级、县级电台也开办了广播文学节目。如苏州台办有《广播书场》《星期文艺》《文艺欣赏》《文学》《广播影剧院》等，扶沟台办有《泛区文学之窗》、梨树台办有《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播》。有些市县级电台文学资源相当丰富，如六盘水电台1988年10月开办的文学栏目《五色土》，同5所学校和3家文学刊物建立联系，能够保证播出稿件的数量和质量。[28]

地方电台的地方色彩越来越突出。1978年，四川台《文学知识》节目中的《文学名篇赏析》播出川籍作家如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何其芳、李劼人、周文、马识途等人的作品，以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诸葛亮的《出师表》等。1984年8、9月间，上海台以苏州园林、景观为主题，从介绍田汉的独幕剧《苏州夜话》开始，继而介绍古代诗人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周瘦鹃的散文《苏州花木》、叶圣陶的散文《苏州园林》，最后是当代作家陆文夫的《苏州漫步》。贵州电台每年都要录播一批由本省作家创作的、具有一定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诗歌朗诵节目。1986年，贵州电台制作了《在贵州诗坛上》专栏节目，共15讲，介绍活跃在贵州诗坛上的15位诗人及诗作；1987年开辟《当代诗坛》专栏节目，介绍贵州和全国数十位著名诗人和诗作。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播出的20余部作品中，由杨牧、童马、李宝生等新疆作家创作的反映边疆各族人民生活和新疆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就有十五六部。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赣江文学》栏目大量介绍江西有一定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外省、市江西籍作家作品。安徽台的《文学纵横谈》评介过鲁彦周、陈登科、公刘、刘祖慈、陈所巨、陈源斌、石楠、曹征路等安徽代表性作家及作品。甘肃台开办有《甘肃古代作家作品选播》《咏陇诗文欣赏》《甘肃当代格律诗赏析》等精品栏目。该台另有《文学专题》栏目，在三年时间对甘肃省近40位知名诗人作品进行了剖析和评介，“是以音响汇集而成的一部甘肃诗人和诗作的辞典性巨著”[29]。

因为地域方面的关系，有些电台联合起来录制主题性文学节目，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更大。1984年6月，中央台及沿长江数十个省市电台联合举办了“长江诗会”，各台的文学编辑和各省的著名诗人从武汉沿长江而上进行采访、采风，并制作“长江诗会”专题节目播出。[30]1985年10月，中央台及上海、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和《华夏诗报》共同主办“海洋诗会”，邀请诗人公刘、岑桑、柯岩、韩笑、柯原、冰夫、纪宇等参观访问宁波、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创作出的诗歌录制后供六家电台在春节期间播放。

还有很多属于临时性的文学专题节目，比如对名人的纪念或因为某些特殊事件而制作的节目也宣传介绍了大量文学作品。鲁迅诞辰120周年之际，安徽台制作了《不朽的民族魂》、天津台制作了《擎火的路人》、江苏台制作了《呐喊的灵魂》。张海迪的《生命的追问》出版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中央台借机制作了《生命的追问》，以进一步挖掘张海迪现象蕴含的积极意义。

新时期以来，各电台还以征文征稿的形式推出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也推动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80年代初，甘肃台举办“爱国主义朗诵诗征稿展播”，收到12个省区1000多首诗作，从中选播了80多首。甘肃台大型征文征稿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如《理想与开拓》大型文学征文、《黄河新潮》大型文学征文、《军魂颂》诗歌征文、《岁月如歌》大型文学征文、“先声杯”广播文学优秀作品征文等。甘肃台还通过举办讲习班的方式培养文学爱好者，两年时间播出近三百名学员习作，为三千多名学员习作进行点评。[31]江西台的《赣江文学》专栏1984年举办的“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收到2000多份稿件，共播出25期15万字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活动，加强了电台与作者的联系，扩大了广播文学的创作队伍，首发了一批优秀作品，“改变了广播文学在听众和作者中的形象。改变过去广播文学专栏节目，稿源不足，常常等米下锅的现象”[32]。

可以这样认为，自广播传入国内以来，有一定影响的文学作品几乎都以广播剧、评书、小说广播等形式通过广播传播，而一些文学广播的配套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升民众文化素养的作用。在20世纪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广播媒介不可小觑，它不仅扩大了20世纪文学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态势和文坛格局。

以当代长篇小说而言，广播媒介既深刻影响当代长篇小说的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也在这一过程中使当代长篇小说的主题、结构、语言及审美等文学要素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在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及社会影响的实现等方面更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作为一种文学传播事实，研究界不应视而不见、见而不研。仅仅将当代长篇小说传播限定在书刊、影视、网络等媒介，而完全无视广播，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不仅有碍于对当代长篇小说传播做整体全面的考察，也忽略了长篇小说声音化之后的诗学问题、美学问题。

前述研究尽管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但对同样作为传播媒介且对于文学传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的广播的忽视，表明了当代长篇小说传播研究还存在一定的视野盲区。当然，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些来自广播电台业内人士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彭鸿书、杜桦对小说广播本体的研究，余艳薇、王建群、邝日乾、程远等对于“小说连播”美学风格的研究，汪良、叶子、王大方等关于《小说连播》编播的研究，叶咏梅（叶子）、陆群、郝晓光、孙丽佳等关于当代长篇小说广播生态格局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叶咏梅编著的《中国长篇连播历史档案》。该书出版于2010年，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作家作品卷”讲述了1949年以来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如何被选题、改编从而适合广播传播的制作过程，中卷“演播风格卷”是对数十位演播长篇小说的艺术家的播音风格、艺术个性及审美追求的剖析，下卷“传媒反馈卷”是对小说广播从策划到传播过程的分析。该书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小说连播》六十余年的整体风貌。[33]除此之外，也有文学研究界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城的灯》《鬼吹灯》等长篇小说广播传播进行研究的文章。

综上所述，研究界对于当代长篇小说广播的艺术本体、美学形态、业务生产等方面均有所涉及，但存在着研究不均衡、理论分析及史料分析不深入、论题重复等不足，且研究者多为从事广播工作的业内人士，对广播带来的文学生态及小说文体、小说语言、小说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呈现方式、呈现效果认识不充分，尚处于“业务研究”阶段。即使是文学研究人员，也忽略了广播对当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传播主体对文学形象的二度创作、广播与文学意识形态及广播与文学大众化之间的关系等。因此，在当代长篇小说与广播传播之间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和阐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