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是清代的朴学大师，又是乾嘉诗坛的巨子，他的一生和中国古代大多数士子一样由科举跻身官场，历经官海浮沉后优游林泉，以著述讲学终老。但其平凡的人生道路上却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有关洪亮吉的生平资料甚多，大小传记约30余种，尤以其门生吕培等编撰的《洪北江先生年谱》，及严明、陈金陵所撰的两部《洪亮吉评传》记之甚详。因此，笔者不拟详述其生平，仅对其人生历程作大体勾勒，而重点突出其文学活动及人格个性，展示其诗学理论与创作风格发展演变的心灵轨迹。
洪亮吉，初名莲，曾改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郡望敦煌。先世本居歙县洪坑，系出唐监察御史宏察，为避太子讳，改宏氏为洪氏，[22]繁衍至明清时期，洪氏一门成为歙县望族，亮吉有诗云：“在昔吾祖居新村，百年古歙称高门。仓庾岂独富亲族，徒隶亦感吾家恩。”[23]曾祖璟为康熙三十七年（1698）拔贡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以勤政爱民而享祀大同名宦祠。祖洪寀，[24]国子监生，考授直隶州同知，赘于常州赵氏，遂占籍定居，后受赵氏之累，洪家走向败落。[25]父洪翘，[26]国子监生，累赠奉直大夫，工诗，早卒，此时亮吉年方六岁。家庭唯一的精神与经济支柱的倒塌，对于一个濒于生存底线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致使“居无一椽食无继，穷冬出门布袍替”[27]。家道的败落和父亲的早逝，给亮吉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作为家中的长子，支撑家业乃至重振家声的重任就过早地落在了亮吉身上，这种影响在亮吉孝事寡母、敦品励行，对为官立功与著述立言的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均有印证。
（一）才高命蹇，坐馆游幕
亮吉自小“颖悟异常儿”[28]，四岁即能识字七八百，五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父亲去世后，家贫无所依，蒋氏率家寄居外家，[29]“时外家亦窘，蒋太宜人率诸女勤女工自给，并储修脯，俾先生就外家塾授经，率夜四鼓方就寝”[30]。而即使这样的辛勤劳作，也只能是“母勤三年绩，儿受一年经”（《附塾篇》）。亮吉的成长与母教是分不开的，蒋氏才识过人，“生而夙慧，五岁能诵《毛诗》《尔雅》，稍长，熟汉魏乐府古词，习《急就章》”[31]。督课甚严，“风雪夜受经至鸡鸣”[32]，亮吉曾有诗回忆这段感人的经历：
夜寒窗隙雨凄凄，长短灯檠焰欲迷；分半纺丝分半读，与娘同听五更鸡。
《南楼忆旧诗》
后来亮吉请人绘《机声灯影图》《寒檠永慕图》，怀念母亲对他的辛勤教育，“海内名人题咏殆遍”[33]，亮吉曾言：“六岁孤，从母育于外家。虽间出从塾师读，然《毛诗》《鲁论》《尔雅》《孟子》，实皆母太宜人所亲授也。”[34]正如张远览《卷施阁诗序》中所云：“学使洪北江先生少孤，其克自树立及学之有成，实秉贤母蒋太夫人之教。”[35]卢文弨《国子监生洪君家传》也说：“君没时，礼吉方六岁，自小学迄通经，皆孺人亲教之，正句读，审音训，一不染俗师之陋。”[36]王昶《湖海诗传》亦云：“稚存少孤失怙，为母夫人守节教养而成，是以刻意厉行，确苦自持，而于取与尤严，盖古之狷者也。”[37]由此可见，良好的母教对亮吉立身行事及读书治学之影响。
亮吉就读于外家私塾，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资助，而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蒋家“课子弟极严，自五经、四子书，及科举业外，不令旁及。自成童入塾后，晓夕有程，寒暑不辍。夏日别置大瓮五六，令读书者足贯其中，以避蚊蚋”[38]。这种严格的管教，培育了亮吉刻苦攻读的精神。而且蒋家藏书极富，亮吉称：“外王父嶍峨君喜贮书，有田十双，岁以半所入购积轴，历数十年，而仓粟未满，书签已盈。”有一年，在曝晒书籍时，外婆见亮吉喜读书，便“抽册以授，曰‘吾家代衰矣，能读是者，其惟甥乎？’予时十岁，再拜受之”[39]。洪亮吉从小酷爱读书，但由于家境贫寒，一度因支付不起塾银而被迫辍学，有《驱儿篇》以纪其事：“东家驱儿，不使读书；入告母，出告师，孤儿不食，泪若丝。牧群羊，牧群豕。孤儿宁愿读书死。君不见，三尺孤儿亦人子。”蒋家丰富的藏书为亮吉的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亮吉“幼耽吟咏，自言‘少日在外家读书，出塾后，即喜为诗，语虽不雅驯，然颇不可一世’”[40]。“七岁时，读书舅氏塾中，一日炎暑乍退，秋凉逼衣，忽得句云：‘明月照千里，清风来桂香’，师惊赏以语舅氏。”十三岁“始学作诗，尝作《中秋即景诗》，有‘日出百尺楼，花香三重门’之句”（《年谱》），才华初露。亮吉少时“于科举文字外，并好为诗歌，辄惊其老辈”[41]。同年，他随蒙师陈宾读书，陈“课徒之暇，喜录唐宋诗余，于是先生亦学作小令，并与表兄馨日课汉魏六朝三唐诗，成诵乃已”（《年谱》）。这不仅培养了洪亮吉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而且为其诗词创作奠定了师法对象。之后洪亮吉又师从唐为垣攻举业，“唐先生极赏之”（《年谱》），唐为垣素工诗，对洪亮吉的诗歌创作亦有一定的影响。[42]亮吉亦工制艺，“有异才之目，每课文日，先生常兼作数篇，或一题即制其二其三，午余，诸同学构思未就，辄已交卷，时蒙击节赞赏”（《年谱》）。他对未来也抱有极大的信心，其《初生十五六》一诗云：“初生十五六，如鸟始出巢；毛翮虽未强，气已凌碧霄。”其诗表现出昂扬奋发的少年意气。然而科举是古代贫寒士子施展凌云壮志的唯一途径，自幼受封建科举制度熏陶的洪亮吉，为重振家声，实现经世抱负而执著于科考。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绵延了上千年的科举考试至清代已经腐朽不堪，许多挣扎于这条路上的文人士子都受尽了折磨，即使是像洪亮吉这样的才士也不能例外。洪亮吉尽管才学不凡，但却在科举的道路上备尝艰辛，他从十六岁开始踏上科举之路，曾四应童子试，五应乡试，五应会试，终于在年近半百之时圆了进士梦。科场失意、才命相妨在他心中积淀下来的痛苦、感伤、失落构成其文学创作之心态，使其文学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悲凉感伤的意绪。
由于父亲的早逝及家境的贫困，洪亮吉在弱冠之年就已挑起养家的重担，二十岁时，亮吉开始在外家团瓢书屋坐馆教书，暇即从舅氏问业，这时亮吉“与里中名士结社，订交始广”（《年谱》），与诗友们的唱和使他对诗歌创作的兴趣日益浓厚。他喜欢阅读诗文，但因无钱购买，“曾私赁棉夹衣数件，市本朝人诗集三四种”，母亲因“觅衣不得，曾痛笞之。不得已，断机中布鬻去，为一一赎出”（《外家见闻》）。“是岁，诗社以《洗研池赋》《槟榔行》《云溪竹枝词》命题，先生试列第一。又在杨氏藤光馆会课，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从舅氏榕盦先生阅其文，奇赏之，亦列为第一”（《年谱》）。然而，亮吉于同年六月的童子试中仍旧落第。二十二岁时，亮吉三应童子试，不售，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使他气馁，为静心苦读，他便“僦鹿苑庵后云依阁读书，每夜辄至三鼓，僧徒厌之，托言有赁宅者，迁先生入庵后土室中，上漏下湿，居之宴然。冬十月外王母龚太孺人病剧，先生自塾中归侍疾，衣不解带者旬日。及卒，恸哭呕血”（《年谱》）。二十四岁四应童子试，才获隽，补阳湖县学附生。当时邵齐焘主讲常州龙城书院，洪亮吉与黄景仁均从肄业，齐焘誉之为“二俊”[43]。二十五岁初应乡试荐而不售，在江宁结识了当时的诗坛泰斗袁枚，袁“谓先生诗有奇气，逢人辄诵之”（《年谱》）。之后亮吉以馆谷不足养亲遂橐笔出游，时朱筠视学安徽，遂往从之，学使久器亮吉，乃专使相延入幕，并“作书遍至同朝，谓甫到江南，即得洪黄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年谱》），时幕下士多通儒，谈论古学，亮吉乃立志穷经，“始君擅词章，至是乃兼治经。”[44]二十七岁更名为礼吉，次年“四库馆开，江浙搜采遗书，安徽设局太平，聘先生总司其事”（《年谱》）。二十九岁三应乡试，“是科闱中得文及五策，已定作元。房师贾先生景谊以首艺有别解，与两主司力争，因定作副榜第一”（《年谱》）。
三十一岁在王杰幕中为之校文时，“蒋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风疾卒，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讣后惊悼有他变，即作札言太宜人病状，属姊婿史君德孚持至处州，并促偕归。到日亦值扃试，留书而返。先生于试毕得书，星夜遄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时，舟至戚野堰，距常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仆窥园父仇三为营卒，途遇之，问家中状，仇以实告。先生瞬间哀耗，五内昏迷，方度八字桥，忽失足堕水，两岸陡峭，人不及救，随流至藤公桥，有汲者见发飏水上，揽之，得人，试心口尚微温，始呼众集救，问里中识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为避债赴水，及审状，则皆曰：‘孝子，孝子！’悲叹而散。天严寒，衣履冰湿，邻人蒋松圆释先生衣，自解衣衣之。举家号哭呼救，久之方醒，抢呼痛哭，几不欲生，水浆不入口者五日。诸姊以大义责先生，始稍进米饮。七七内仅啜粝粥，席藁枕凷，昼夜号哭，终丧不进肉食，不入内室，所服皆白衣冠，不御缁布，自以未及侍蒋太宜人含敛，哀感终生。嗣后每遇祭日，辄终日不食，客中途次不变，三十年如一日”（《年谱》）。“又以闻母疾时方听乐，遂终身不近丝竹，其天性如此。”[45]三十三岁以葬母归，“知友在百里以内者咸来会葬……先生在冢次三日夜，负土成坟，始归”（《年谱》）。次年五月，亮吉孑然一身赴京，去追逐自己的理想，“时四库馆甫开，雠校事繁，座师董公诰为总裁官，属总校江宁孙舍人榕延先生至打磨厂寓斋，总司其事，岁修二百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馆效力。先生节啬所入，半给仲弟馆费，以半寄归为衣食之资，迎养叔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于家，用度益窘。每遇访友，或假书，十里五里，无不步行”。“仲弟以思家得咯血疾，新岁益甚。先生质衣具资，遣人送归。时甫近上元，以无衣不克出门，托疾断庆吊绝过从者凡两月”（《年谱》）。“明年皇太后万寿，为廷臣代拟祝词称旨，一日名满京师，求者踵至，数日得润余六百，益感愤读书。”（《松心日录》）[46]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亮吉四应顺天乡试，“以屡困场屋，不复有进取心”（《年谱》），出闱后就打算入蜀谋生，然而命运似乎总与亮吉开玩笑，他立志苦读，企求高中时却受到了一次一次的打击，当他心灰意冷、无意仕进时，命运之神又给予他希望，榜发揭晓，亮吉中式第五十七名举人，“座师以制艺皆散体，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为顾亭林复生，蔡文慕公取阅，亦深赏之，遂移入前列”（《年谱》）。三十六岁初应礼部试，因名与礼部有同字，当有所避，遂更名为“亮吉”。他的试卷“闱中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吴副宪玉纶为副总裁，旋以军机中书汪君学金卷易之”（《年谱》）。出闱后，应陕西巡抚毕沅之招，遂决意游秦。在毕沅幕中共八年，深得毕沅赏识，时幕中多名人学士，相与切磋古学，饮酒赋诗，其学识诗艺日进。其间亮吉曾三应礼部试，均落下第，才高学富而屡困场屋，年过不惑而功名难遂，渴望大展宏图、经邦济世的功业理想与落拓天涯、寄人篱下的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亮吉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然而，科场的连连败北并未能摧垮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经世报负与科名之心犹如卷施草一样“拔心不死”。
（二）黔中持节，万里荷戈
乾隆五十五年（1790），洪亮吉五应礼部试，终于金榜题名，是科座师“朱文正公虽未识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闱后，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赓芸卷，有驳策问数条，以为先生，拟第一。复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为先生，遂置李君卷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号，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与叹息，以为名次，亦有定数云，殿试，先生卷条对详明，读卷大臣进呈第一，钦定第一甲第二名”（《年谱》）。授翰林院编修，派充国史馆纂修官。榜眼及第的洪亮吉终于实现了蟾宫折桂的理想，告别了游幕生涯，鱼跃龙门。亮吉本以为就此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可以一展凌云之志，但翰林院编修是冷官，地位低，俸禄更是少得可怜，不要说施展经国抱负，就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满腹经纶只能用于谈讌酬唱，雄心壮志只能消磨于花间樽前，年终还要避债于外（《年谱》）。
乾隆五十七年（1792），洪亮吉被钦点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又在闱中奉视学贵州之命。向例，未散馆翰林，无为学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韫玉始，盖异数也”（《年谱》）[47]。钦点乡试同考官，荣任学政，这对一个翰林院编修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当洪亮吉正沉浸在升官的喜悦当中时，次子的夭折又使他悲痛不已。在贵州学政任上，洪亮吉清廉爱士，勉励后学：
先生每课士，皆终日坐堂皇，评骘试卷，积弊悉除，又历试诸府，皆拔其尤者，送入贵阳书院肄业，一岁捐廉俸数百金，助诸生膏火，又购经史足本及《文选》《通典》诸书，俾资讽诵。其在省日，每日必自课之，令高等诸生进署，讲贯诗文，娓娓不倦，欵以饮馔，奖之银两。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励学好古，甲寅、乙卯两科，书院诸生中式者至五十余人……连翩擢第，余皆领乡荐及登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间，所识拔之士，无仍为诸生者。
《年谱》
亮吉教士以通经学古为先，黔士始治经史，“至今黔人能务读书者，君之教也”（《年谱》）。乾隆六十年任满还朝，“督抚密折陈奏声名，以为清廉爱士，数十年所未有。诸生送者，自图云关至贵定，三日中常不绝”（《年谱》）。是年，“门下士为先生校刊《附鲒轩》《卷施阁》二集”（《年谱》）。
嘉庆元年（1796），亮吉被任命为咸安宫官学总裁，侍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翰林大考，亮吉所作《征邪教疏》，“力陈内外弊政，至数千言，情词剀切。阅卷者皆动色，初拟二等前列，旋置三等二名。三月初二日，引见，蒙高宗纯皇帝记名”（《年谱》），一时为人称颂，“都下盛传予疏，竞相传写”[48]，甚至使负言事之责的御史为之羞愧，“自余《征邪教疏》出，每有京邸宴集，居谏垣者必引避”[49]。因此，招来了许多政敌，“又在师友前论时事。扼腕叹息，皆以为狂。君知不容于时，适弟霭吉卒于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归”[50]。
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升遐，内廷翰林例应奔丧，亮吉束装北上，入都随班哭灵，座师朱珪保荐复官，被派与修《高宗实录》第一分册，亮吉“修史依古法，务简质，与诸臣公议多不合”[51]。旋教习庶吉士，拟乞假归。时川陕兵氛未靖，嘉庆帝方亲政，下诏求言，亮吉“目击时政，晨夕过虑，每闻川陕官吏偶言军营情状，感叹焦劳，或至中宵不寐”（《年谱》），“先生念自身微贱，受知两朝，居侍从之列，历试诸职，欲终不言，则非人臣匪躬之义；言之，又虑其不可以径达也。自闻诏后不知寝食者累月”[52]，以“翰林无专达之责，每在师友座扼腕论事，劝诸大僚，激扬人物清浊，人多以为狂”[53]，而那些居谏垣者，要么知而不言，要么敷告不实，[54]这种吏不为民、请命无门的局面让忧国忧民的洪亮吉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走上犯颜直谏的道路，即使是落得“缟冠才几日，缡服作累囚”（《书事》）的下场也在所不惜。“一日奋曰：‘吾终不可以立仗马，辜圣天子恩’，乃反复极陈时事，手书三函，乞成亲王及故大学士文正公朱珪、今兵部尚书刘权之代奏。”[55]“书发后，始以原稿示长子饴孙，告以当弃官待罪，是日，宿宣南坊莲花寺，与知交相别，同人皆惧叵测，先生议论眠食如常。”（《年谱》）将胸中数月以来之郁塞一吐为快之后，他反而得到了解脱。他明知道上书有可能招来灾祸，但还是义无反顾，是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种致君泽民的崇高信念和不可抑制的兼济情怀在涌动着，以此可见洪亮吉的崇高品格。
亮吉的上书“大指谓圣躬宜勤政远佞，臣工多奔竞营私”[56]，罗列内外官员欺国罔上者四十余人，甚至对天子亦颇有微词，言语过激，震惊朝野，“上见‘视朝稍晏’‘小人荧惑’等语，以为论及宫禁，震怒，革职”[57]，交军机处审问。对簿时，亮吉词色不挠，直陈无隐，或诘以官无言责，君曰：“庶人传语，况翰林乎！”[58]诏：“亮吉读书人，体弱，毋许用刑。亮吉感动伏地。”[59]最终审定当以大不敬律斩立决。“当时中外惶惑，以为先生祸且不测。内阁中书赵怀玉先生，同里友也，诀之以酒，怀玉一滴不能下咽，而先生大嚼，以为先生未之知也，目之欲语而止者再。先生察其色异，卒问曰：‘君似有所言者，何嗫嚅也？’怀玉未有以应，已而哽咽出声曰：‘有旨。’先生遽曰：‘有旨斩立决耳，吾乃今日知死耶，君少安。’颜色不乱，饮咽如平常。”[60]“怀玉见之，大哭投地不能言，先生笑曰：‘味辛，今见稚存死耶，何悲也？’”[61]行刑前，“闻圣怒不测，行刑者已伺门屏间关。亲友有知其事者，皆痛哭入唁……实录馆供事苏玉等数人，余（亮吉）待之素有恩，益持余泣不止。余反慰之，并口占一绝，赠诸君，有‘丈夫自信头颅好，愿为朝廷吃一刀’，闻者皆破涕为笑”[62]。面对死亡是何等的平静和沉着，足见他那种为理想而甘愿献身的崇高人格。行刑前，亮吉的许多好友都想方设法加以援救，座师朱珪去拜见皇上，“免冠顿首曰：‘亮吉小臣妄发，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陛下幸无督过之。’上意愈解”[63]。嘉庆帝也怕杀了洪亮吉后会使谏者寒心，便下旨“着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行管束。至原书三件，除成亲王呈进者留以备览，虽所陈系毫无影响之事，朕必不因此含怒，以干太和之气，而阻敢言之风，且随时批阅，藉以为始勤终怠之儆”[64]。由于事出仓促，车马行李，俱无所出，“满洲今礼部侍郎成格，时官户部主事，甚贫，雅未识先生，以屋券质银三百两尽馈之，乃就道。先生之行也，居民闻其至，环观而拜于马前。将宿，或荐酒馔，已寝，则置牖上，以首叩户闼而去”[65]。“自诏狱出彰仪门，赆问者不绝于道，或为之泣，亮吉意气自如”[66]，沿途百姓争先来看不怕死的洪翰林。
上书事件是洪亮吉人生中最大的亮点，使他成为忠臣的楷模，这让他名垂青史。“亮吉既殁，朝廷诏旨犹时及之，有直言陈大计者称美，谓有洪亮吉风。举朝唯阿，则激励之，今何无洪亮吉其人！其名在朝廷如此。”[67]然而，嘉庆皇帝下诏求言只不过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粉饰和点缀而已，其主要目的是想借以打击士人聚众议政的风气，他说：“惟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次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68]而亮吉却没能识破统治者的权术，将之视为改革弊政、实现自己经世抱负的大好时机，他说：“至尊忧黎元，御殿每日昃。时时思谠论，何异饥与渴。”[69]洪亮吉的上书恰好为嘉庆帝打击朝臣议政之风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样他也就成为统治者玩弄权术的牺牲品。可悲的是，他一厢情愿地为朝廷竭智尽忠，换来的却是被贬的结果，甚至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忠而被遣使洪亮吉胸中充溢着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流露。亮吉被戍伊犁，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也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在戍边途中，历经艰辛，多得朋友资助，于次年二月抵戍所。
先是伊犁将军保宁妄测圣意，于未到之先，先递奏折，中有“该员如蹈故辙，即一面正法，一面入奏”等语，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与之计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办册房事务，并给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犁，除谒见将军外，踪迹不出户庭，所居环碧轩，高柳百株，亭亭蔽日，轩下溪水四周，暇则静坐摊书，间或巡栏闲步而已。是年四月，京师亢旱。皇上虔祷三坛，祈求雨泽，因命清理庶狱，分别减等，又赦刑部及各省，详查永远监禁人犯，分别省释，其在新疆年久未经释回者，俱分别开单，侯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开列，自四月二十四日皇上亲祷社稷坛之后，经旬尚未得雨。闰四月初三日，因奉上谕：“从来听言为郅治之本，拒谏乃失德之大。朕从不敢自作聪明，饰非文过，采择群言，折衷而用，兼听并观，唯求一是而已。去年编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折陈奏，转向成亲王及朱珪、刘权之私宅呈送，原属违例妄为。经成亲王等先后呈进原书，朕详加披阅，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惟‘视朝稍宴，小人荧惑’等句，未免过激。令王大臣等询问，拟以重辟，施恩改发伊犁。然以后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亦论官吏之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洪亮吉获咎，钳口不敢复言，以致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洪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若实有悖逆，亦不能坏法沽名，不过违例奔竞取巧营私之咎，况皆属子虚，何须置辩，而勤政远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谕王大臣并洪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幸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大失致君之道，负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等看此谕，先行回奏，仍各殚心竭思，随时密奏。军机大臣即传谕伊犁将军保宁，将洪亮吉释放回籍，钦此。是日午刻，皇上硃笔亲书，谕旨交军机颁发中外。下午以后，同（彤）云密布，即得甘霖。御制《得雨敬述诗》纪事。御制诗注有‘纳言克己，乃为民请命之大端’。本日亲书谕旨，并将去年违例上书发往新疆之编修洪亮吉立予释回，宣谕中外，并将其原书装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规。正在颁发，是夜子时，甘霖大沛，连宵达昼。旋据报“近郊入土三寸有余，保定一带亦皆深透。天鉴中诚，捷于呼吸，可感亦可畏也”等语。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伊犁，钦奉谕旨，于将军署庭涕泣叩首，恭谢圣恩讫，即呈明将军，以五月初一日东还。统计居伊犁仅及百日。同人言：“自辟新疆以来，汉员赐还之速，未有如先生者。”
《年谱》
亮吉被赦看似富有传奇色彩，其实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洪亮吉上书之后给朝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言事者日少，嘉庆帝出于求言的政治目的才赦免了洪亮吉，还为自己的错误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一个宦海弄潮儿，亮吉亦逃不脱统治者的机榖。洪亮吉的上书是他人格力量的外化，是他功业理想的体现和实践，这也是他人生乐章中最光辉的一页。
（三）优游林泉，著书讲学
洪亮吉自塞外戍归后，亲故话旧，恍如隔世，因自号更生居士。可见，上书事件不仅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功业理想，更击垮了他的信念，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体验。亮吉归里后，枕葄坟籍，放浪山水，但由于受到编管，[70]他只能在江浙一带活动。“里居十年，天下钦望，以识面为幸”，[71]“江左名士过君讲学问字者无虚日，或有延君主讲者，尽心教士，其学大行”[72]。嘉庆七年，洪亮吉应聘出任安徽旌德洋川书院山长，次年，应聘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其“自塞外归，尤喜导扬后进。每遇世交子弟才藻过人者，辄向名钜卿称道不置。……其在苏州、松江、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及浙江东西诸郡，簪屐所至，从游最多，每有异才，必加奖许；其尤邀心赏者，至折辈行相交，请质文字，累累常盈几案，至有数千里转辗介绍以求诗文题字者，……不可胜计；至如羽士缁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为幸。偶归里中，及所过之地，户履恒满，樽酒过从，论文考古，动辄移晷，先生不惮其烦也”（《年谱》）。
亮吉里居十年，或遨游山水，或著书讲学，或为诗酒之会，虽已心灰意冷，可他的兼济之心始终不灭，“上愁国计虚，下苦民俗偷”[73]，并非钻在故纸堆中的一介腐儒。嘉庆十二年，常州大旱，“有司勘不成灾，饥民剥树皮以食”，[74]“先生首请于蒋太守荣昌及武进、阳湖两明府，设局营田亩，捐资施赈。先生总理局事，自捐三百金为倡，余按城乡各商贾殷户，酌资劝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返，风雨无间，又虑赈鬻赈米有疾疫及狼藉粒米之虞，于是改赈以钱。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赈一次，计在局四阅月，凡捐银一万七千九百余两，钱十万六千四百余千，所赈饥口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余，其先归乡者不在此数。闾阎稍苏，而灾厉不作，乡人感之”（《年谱》）。嘉庆十四年四月，洪亮吉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就这样，一代奇才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