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王朝统治一直延续未断，依靠的正是儒家思想所建立的一整套世界观、道德观和各项社会制度。无论中国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能够在行政和教育领域挑战这一杰出思想；也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像它一样始终被社会所推崇。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绵延不绝的社会奇迹，原因复杂而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儒家思想能够不断适应新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并保持其基本核心始终不变。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儒士都强调其伦理价值与传统经典是永恒的，但他们同样暗示，从相关制度、礼典仪注，到心性与哲学等儒家思想的其他要素，均可赋予重新解释并不断发展。在唐（618—907）及唐以前，官方史家主要从历代国家制度层面思考这一传统，这无疑关乎王朝的繁荣兴盛。而从宋代（960—1279）开始，新儒家尤其重视对历代儒学大师经学思想的记录与整理。近几十年来，现代学者脱离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规范，从更长期的视角洞悉中国文化的持续变化，并通过思想史和社会史两个层面的重要分析不断进化这一传统，对今天理解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及其留给现代中国的丰富遗产，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许多前现代儒家传统文献都隐含这样的观点：自公元前206年汉帝国建立，到1911年帝国时代结束，儒学发展史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近来几乎所有儒学研究也都明确持有这种观点。第一阶段包括两个伟大的早期帝国，古典帝国——汉（前206—公元202），及中古晚期帝国——唐。西汉时期（前206—公元8），原始儒学的伦理教化和治国理念与先秦后期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及汉初的法家、道家思想相融合，其思想体系的主要特征即是“天人感应”。这套“天人感应”思想不仅解释并证明帝国统治的合理性，还将与国家礼仪、历史及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纳入国家的控制范围。第一位详尽阐发这一思想的是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的今文经学者董仲舒，其后，这一思想在东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改造。但随后的四个世纪中，伴随着政治动荡与分裂，儒学的竞争对手佛教与道教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说，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依赖帝国稳定与有效管理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大分裂时期（317—589）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隋（589—618）唐以来，中国在政治上重新实现统一，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受儒学教育的宫廷学者才重新诠释汉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为中古晚期帝国辩护。

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是新儒学时代，从唐末一直延续到民国建立，这与一些学者所称中国社会史上的前近代时期恰好相符。新儒学保存并精炼了原始儒学的伦理观和早期帝国时代儒学的诸多元素，但是，晚期帝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更加富裕，教育也更加普及。相对中古时期的前辈而言，此时倾向于传统创新的儒家学者生活在远离朝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学生，而非直接面对皇帝及其决策机构；他们强调地方政府及社会同中央朝廷一样重要；他们普遍更加重视人；他们发展更具分析性、更加思辨的研究取径，尤其针对心性和哲学命题；他们还在史学、文学及其他学术领域提出新的见解。

新儒学的许多观念在唐代后期即已出现重要萌芽，[1]但直到北宋（960—1127）才开始主导学术生活。新儒学这一经典概念由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朱熹（1130—1200）首先提出，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被之后历朝历代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包括南宋（1127—1279）、元（1279—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朱熹的理学思想对教育、科举制度及官僚的传统观念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在整个帝制时代晚期，新儒学的传统一直葆有其生命力，并处在不断发展之中。

新儒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形而上学倾向，因此，自其早期开始，即已对儒学的悠久传统表现出选择性态度。新儒学在主体上依旧承袭先圣孔子（前551—前479）与孟子（前371—前289）的基本思想体系，但他们认为孟子之后直到十一世纪，儒学家并未真正领会与理解孔孟的思想。就此点而言，他们认为中古儒学既缺乏精密的义理阐发，也没有忠实于孔孟提出的道德原则。既然他们没能完全理解经义，因此，与其研习唐代儒家学者及其著作，不如直追先圣或探讨新儒学。反过来，现代儒学研究也更加倾向于按照新儒家的观念，主要关注经典时代孔孟的学说及新儒学本身。可以确定的是，尽管新儒学思想被认为是永恒的，但并非像一些批判者所攻击的那样是“灭人欲”的教条。[2]相反，它经常是思辨又灵活多样的，并随着社会及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相对而言，中古儒学多为学者所忽视，但西方仍有少数探讨中古晚期（隋唐）儒学的重要论文与专著。

本书尝试概述唐代儒家的学术传统，即便新儒家并不赞成，但我依然充分相信这一时期的儒学至关重要、适应性强且富有历史趣味。尽管唐代儒家学者缺乏新儒家的思辨和对经义的精确理解，但唐代儒学所涉及的学术活动、制度和政治问题同新儒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正如后来新儒学时期一样，对于唐代学者而言，儒家经典、儒学取向的学术计划、儒家的礼仪和行政观念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记载表明，唐代学者的协作传统及政治理想首先是在相对高层的官员群体中分析、推进与发展的，主要存在于长安中央政府的学术机构与顾问机构中。因此，本书主要架构在唐代长安及洛阳的主要学术机构之上，包括教育、经学、国家礼制、官方修史及文学活动。每一领域独立成章，描绘相关学术活动在唐代的发展轨迹。本书的主旨在于描绘这些领域学者态度的变化。

在唐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机构所涉及的学术活动主宰着儒家的学术生活，他们是中国历代官僚机构中最有效率且最为成功的。唐代早中期，正是这些机构及整个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政治环境，使儒学教育和学术活动获得格外高质量的发展。当良好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时，儒家的伦理体系和礼制仪轨也不可避免地丧失活力，因此，唐代后半期，儒家在每一个学术领域都形成新的观念。他们重新评估其所服务的国家的本质，以及他们在社会上的个人角色，这将成为我们在每一章讨论的第二个主题。

这些学者，不管终生供职于学术机构，还是仅曾短暂地履职于斯，都是这个群体的一员，都在遵从相同的儒学基本理念，尽管他们在学术和政见上常有分歧。从历史中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虽然相对唐以后而言，此时的儒学群体很小，但经学阐释的典型观点往往并不局限在少数著名人物，譬如经学大家孔颖达，学者宰相魏徵，史学家、批评家刘知幾，以及雄辩的大儒韩愈。相反，唐代儒家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通常为众多学术精英所共享。

唐代儒家学者整理和编撰了大量作品，现存有关唐代儒学的史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作品主要包括唐代学者关于典章制度和礼仪活动的官方汇编，以及他们编选整理的文学诗集；唐代官修史书及成书于唐亡后不久的正史也是相关史料的主要来源；唐代私修典志及大量档案文书因收入宋代汇编而得以保存，少部分典志材料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私人文集是非官方史料中最重要的一类，但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大量诗集、轶事汇编及回忆录，有时亦能瞥见生动鲜活的唐代学术世界。本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墓志，尤其是出土于洛阳附近北邙山（唐代官员及其家属最钟情的墓葬地）周边的墓志，为我们整合现有史料，梳理其史源，并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