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视野下的金代谱牒文化形态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汇聚和发散，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家族形式来实现的。在金代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多民族之间构成的文化交流与文学发展，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互动互补的趋势。这种趋势一大部分的原因也是依赖于家族。金代家族的衍生和发展，依赖于北方非常强烈的家族文化意识与谱牒文化环境。

研究金代家族作家的血缘关系是关于创作主体的追源知本的基础性研究，包括以谱牒学方法进行家族的世谱梳理、支脉追寻等方面细密考论。

谱牒是对家族世系的记录。中原谱牒的产生要早于北方游牧民族，周代的《世本》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谱牒著作。门阀制度的盛行，导致两晋、南北朝时期谱牒之学的兴盛。郑樵：“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20]南朝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了39种族谱资料。《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集部作品171种，几乎被一二十家世家大族所包揽。然而“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事，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21]。

唐代以前，谱牒作为彰显贵族血统的工具，主要用来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南北朝时，“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22]。“唐亡，继以五代丧乱，旧谱十九散亡，官家亦不复提倡，谱学乃中绝。”[23]苏洵《苏氏族谱·谱例》指出：“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宋朝以后，文人士大夫们意识到家谱是维系宗族、团结宗族的有力工具。“秦汉以来的仕官，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宗族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24]所以，无论黄河南北，民间皆致力于修撰家谱。元黄溍《族谱图序》：“古者图谱有局，掌于史官。局废，而士大夫家自为谱。”吕诚在《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指出：“自宋学盛行，人有敦宗收族之心，而谱牒之纂修复盛。”士大夫为了避免先祖遗美不彰，旌纪寂寥，所以希望通过续修谱牒，有光先代，垂裕后昆。

由于学术界大多数谱牒学、家族学著作很少涉及金代家族以及谱牒领域的研究，所以，人们对金代谱牒修撰了解甚少[25]。处于北方的金代私家修谱盛行，和宋朝一样，也主要以敦宗收族为目的。然而在修撰谱牒的社会背景、方式手段等方面，又呈现出和宋代不完全相同的特点。

一 北方谱牒撰写传统

以南宋为界，之前谱系氏族之学盛于中原。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五《江南文物盛衰》：“历代声明文物之盛，多在大河以北，即世称中原是也。自南宋偏安于杭，声明文物，转在江南。”宋人南渡之后，中原入金，谱牒之学承北宋之盛，继续发展。

其实在五代北宋的同时，北方辽朝社会中无论契丹人家族，还是汉人家族都有编撰家族谱牒的传统。辽代张济《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铭并序》载：耶律元妻萧氏“家牒悉著于缣箱”。陈觉《秦晋国妃墓志铭》载国妃姓萧氏：“嗣袭绵远，则家牒录而存焉；勋业隆盛，则国史载之详矣”。王用极为刘宇杰写的墓志铭中，称刘宇杰“其先帝尧之后，国史明陈，家牒俱载”。王纲为父亲王泽撰写墓志时称“谨案家谱”。史克忠《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中云：“夫人耶律氏，本姓韩。其韩氏之源，国纪家牒备矣。”王景运《宋匡世墓志》称匡世“宗祖诒谋，世家迭盛，先志俱载”。李谦贞《郑恪墓志铭并序》载，郑恪，世为白霫北原人，“其先《史记》世家及家状详焉”。

汉人世族由辽、宋入金后，保持了原来的家谱撰写的传统，由家族成员或续写、或重新编撰家族谱牒，不少家族保存的谱牒世系久远，可资考证。山东孔氏家族、河东元氏家族等著名家族当时皆有家谱传世。金末，山东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撰《孔氏祖庭广记》，记载孔氏源流，保存孔家文献。元初，孔子五十四世孙孔文升传《阙里谱系》，并请赵孟頫作序。河东元好问年轻的时候，其“家牒具存、碑表相望”，贞祐南渡后，“旧所传谱牒，乃于河南诸房得之”。[26]元初王良弼，其先为汾阳人。避五代之乱，流寓上党。其远祖复徙潞城县之北、进羊山之南，“其支分派别散处诸邑者，有家图谱可考”。[27]金末李俊民为唐高祖李渊后裔，其所撰本族《李氏家谱》依唐代《天潢玉牒》，从颛顼记起；经桀之乱，至商周，至隋唐、入宋金，叙姓氏之来源、家族之变迁，郡望之分支；又从俊民高祖宪之，下叙到俊民孙辈。脉络连贯，清晰可考。金代普通士族亦有家谱流传。元代大兴路良乡梁氏家族从辽末梁德成至八世孙元代梁德珪所历八世官簿，“历历可据！”[28]金奉圣州人、天眷二年进士梁肃裔孙梁秉常家藏有世谱。[29]

二 金代汉人家族谱牒书写的多样性

金代家族除书写纸质谱牒外，许多世家大姓还常把家族世系撰刻在石碑上，存立于家族宗祠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长久保存。辽无名氏《张哥墓志》：“标古记于千秋，显碑文于万岁。”石刻家谱可以追溯到商代的金文家谱。商代晚期出现的实物家谱即金文家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金初，由于战争的摧残，中原地区“井邑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30]“自建炎南渡，中原故家崎岖兵乱，多失其序。”[31]故有金一代，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地方庶族，皆选择石刻谱牒作为保存家族世系的最好方式。

世宗、章宗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族兴起，私修家谱比较普遍，并以石刻谱牒为主。现藏闻喜县裴柏村“裴氏碑廊”的《裴氏家谱碑》可以作为代表。《裴氏家谱碑》撰定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全谱以河东裴氏在《贞观氏族志》中的等第为主要线索进行编写。此碑碑文多不可辨认。碑石高 269厘米，宽38厘米，厚28厘米。碑额题为“裴氏相公家谱之碑”。碑文前为《闻喜裴氏家谱序》末署“金大定十一年八月晦日里人彭城刘若虚序”。碑文为《裴氏家谱》，署名“将仕郎试秘书校书郎知闻喜县令裴滔”，裴滔为唐人。文中说：“自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魏、周、隋、唐，历一十二朝，皆采于史记。”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唐代裴氏家谱！关于这部家谱的撰写与石刻的目的，据刘若虚《闻喜裴氏家谱序》中所记，是裴氏族人裴再兴有感于“祖茔畔旧有碑一座，并无一字镌刻。次后迁移村下，立在道左，积有年矣。……今欲将家谱模勒是碑，非徒为远近荣观，又且为不朽之计”[32]。

金末几十年来的残酷战争，致使北方不少家族家破人亡、谱系断绝。“大家贵族违亲戚，去坟墓，散之四方，而其后泯灭无闻者多矣。”[33]“盛业大德名卿巨公之后，遭罹元元，遂绝其世者多矣。”[34]待战乱过后，一般家族“推原高、曾名字于荒碑野塚之际，皆缺轶无所考”。[35]战乱频仍、家族变故，无疑增加了金末文人士大夫的慎终追远的强烈愿望和敦宗收族的忧患意识，不少士大夫撰写国史、家牒，以保存历史文献，传承中原文化为己任。

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悼斯文之将没，恐祖牒之久湮，去圣愈远，来者难考”，于是“克承前志，推原谱牒，参考载籍，摘拾遗事，复成一书”，撰成《孔氏祖庭广记》一书，记载孔家谱系，保存孔家文献。元好问羁管聊城时，感叹自己年已四十有五，“残息奄奄，朝夕待尽；使一日颠仆于道路，家史不传，乃手写《千秋录》一篇，付女严以备遗忘。有感于国遭丧乱，《实录》佚散，而金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的事实，又以先朝杂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录》。叔仪、伯安而下，乃至传数十世，当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训释之。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36]。《南冠录》包括了女真国史和元氏家史。

为了能够经历战乱，更长久、更有效地保存家族谱系，金末文人们更是选择墓铭来作为传播保存家谱的方法。元好问指出，金末“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钜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繄金石是赖”[37]。当龙山赵氏家族请元好问为去世成员撰写墓铭时，元好问欣然应允：“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后世其谓我何诚？”[38]金代墓志铭在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同时，叙述死者家族世系，所以应看作是亡者家族的简明谱系。金代不少家族如开封张氏、大梁赵氏谱牒通过墓志铭而得以保存延续。开封张氏“当五季之乱徙自清河，传至于今，十有四世矣。……及宋祚南迁，金源氏起，中原为兵革之场，世族故家，磨灭几尽。而张氏丘垄之藏，谱牒之载，金石之刻，尤宛然岿然，不沦为禾黍、化为灰烬者，岂非先世积累之厚，子孙继承之贤耶？”[39]“赵氏世居保塞，以仕迁大梁。五代末有讳匡颖者，官至静江军节度使、兼桂州管内观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孙襄，迭仕于宋，皆至通显。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为兵所驱，尽室北行，至龙山，遂占籍焉。虽谱牒散亡，而其见于祖茔石志者盖如此。”[40]另外卢龙赵氏历辽、金、元三代，垂四百年，亦有赖于家族成员墓铭的保存。[41]苏天爵说：“辽、金大族，如刘、韩、马、赵、时、左、张、吕，其坟墓多在京畿，可模碑文以备采择。”[42]墓志铭不易毁坏，可以历经长久，这为保存、梳理、撰写世家谱系提供极大便利。

卢龙赵氏牒谱：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金末元好问在金代谱牒文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元好问一生广为金源贵裔与文臣、武将撰写传、状、铭、诔，既以彰潜发幽，感念故人，且以探寻故国所致衰亡之迹，希望把百年来可传之人物著之金石以示永久。世宗、章宗时名臣张万公“善化一乡，智效一官”，为金代百年以来良相，故元好问“不欲使之随世磨灭”，要“著金石，传永久”[43]。辽东王庭筠之名德向为元好问所倾慕。“虽不迨指授，至于不腆之文，亦从公沾丐得之。已尝不自揆度，为先正寿国文贞张公、闲闲赵公、内相文献杨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传永久，顾安所逃责乎？”[44]

除为张万公、王庭筠、赵秉文、杨云翼撰写墓碑外，元好问“二三年以来，死而可书如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远、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为志其墓”[45]。

《元好问全集》碑铭表志碣部分从卷16到卷31，共99篇。可称私家谱系，“以碑存史”。据狄宝心所编元好问年谱统计，金亡以后，元好问共创作了五十二篇碑志文，占其碑志文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金代墓铭的撰写动机与唐代截然不同。唐代碑志文写作普遍存在商品化现象。宋王谠《唐语林》：“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若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者。”司马光《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而金代墓铭主要作家王寂、赵摅、赵可、赵秉文、王鹗、元好问等都是为同事、师友、师长等熟悉关系撰写，不以获利为目的。

从文体来说，家谱与墓志铭的写作格式规范有明显不同。仓修良先生认为，家传、家记、世传、家史、墓铭等，并不是家谱。因为家谱编修是要有一定格式的。[46]家谱都必有一篇叫作“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不过，从现存金元作家所写的家传、家记、世传、家史、墓铭等来看，明显具有家谱的某些特点。章宗时文人雷文儒作《太原王氏墓记》《李氏墓表》，皆为农耕庶族作家谱，称赞这两个家族勤俭务农、忠孝传家。李俊民《故王公辅之墓志铭》记晋城王翼生平，考王氏二十一望之源起，自周灵王太子晋至唐，引《史记》辨别，谱系明晰。元好问记武安胡氏家族从北宋末胡智起直至元初胡持，共历九世，谱系颇详。[47]元好问《杨府君墓碑铭》叙关中杨氏家族由唐酅国公杨侑开始一直叙到其十九世孙杨振。谱系清晰详细。[48]王寂《先君行状》叙述王础为宦生涯时，自先祖三槐王氏（宋太祖时王祜及其子王旦）写起，记家族发展十多件事情。李俊民为孟攀鳞（字驾之）所作《孟氏家传》，从孟攀鳞高祖孟唐牧写起，直至攀鳞之子，为脉络清晰的孟氏家谱。

宋代墓志文献重叙事，长篇化倾向严重。[49]金代沿袭宋代墓铭特色，偏重叙事，篇幅较长。不少墓志铭是在世德碑文、神道碑文、家传行状等材料的基础上，梳理归纳、综合撰写而成，其资料之翔实、脉络之清晰，丝毫不亚于专门的家谱。元好问为不少文人写墓志铭时，皆参考该家族的有关材料。为冯璧撰写墓碑，以郑景纯、路宣叔述冯氏世德碑为材料。[50]为毛伯朋撰写墓碑，以王鹗述毛氏四代世德碑为材料。[51]为赵秉文撰写墓碑，以李纯甫述赵氏三代世德碑、王鹗所撰《志铭》为材料。[52]另外，元好问以王鹗所撰孙氏家传为孙德秀写墓铭，[53]以李周卿所撰张汝明行事之状为张汝明写墓志铭，[54]以元祐进士赵子良所撰常氏家族成员墓铭为崞县常晦写墓铭。[55]元好问《曹南商氏千秋录》参考曹南商氏《墓志》《家录》以及《唐史》等材料，记叙商氏家族从传说少典时代，经过商汤、秦、两汉、曹魏、六朝、隋、唐代、北宋，一直到金代商衡、商衡子元代商挺，详细记录了商氏历代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等情况，完全沿袭魏晋隋唐谱牒的内容格式，也继承了宋代碑志除记载墓主的籍贯、名讳、世系、官爵、学行、功名、宦游、政绩、卒年等外，还包括妻子、儿孙、女婿在内的众多家属亲朋的内容。《曹南商氏千秋录》向世人展现商氏家族业绩的同时，也比较完整地展示出商氏家族的人际网络、社会关系。李俊民《故王公辅之墓志铭》记晋城王翼生平，考王氏二十一望之源起，自周灵王太子晋至唐，引《史记》辨别，谱系明晰。元好问记武安胡氏家族从北宋末胡智起直至元初胡持，共历九世，谱系颇详。[56]

清代著名档案学家章学诚《文史通义》认为：“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一些世家大族历经长久，甚至跨越数代。家族中有不少重要成员皆有墓铭。将这些墓铭综合梳理，则成为该家族的家谱。据元代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所记，浑源刘氏家族从刘至刘祁五代，先后有张景仁、陈讷、雷渊、赵秉文、王盘为其家族所写墓铭而形成完整家族谱系。[57]马氏家族由第一代辽代和禄罙思至第八代元代马祖常，由黄溍《马氏世谱》、元好问《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等先后为其家族成员所写的这些墓志铭、世谱等，形成完整的家族谱系。

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金代一些家族的墓铭也有这些信息的相关记录。

金代或墓铭或石谱，其主旨皆是以碑存史，以光照祖考，泽流子孙。金代中期，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们有财力、物力为逝去的亲人刻石立碑，并借以永久存续家谱。章宗时文人唐子固“聊举徐氏之先宗，以彰令族之后裔”，故撰有《东海徐氏墓碑》。据墓碑中云，徐氏宗族自古以来就聚居济州任城。经红巾之乱，宗族离散。后分五叶。至金章宗时，有一叶“独恋乡贯”，乘田胜遂，子孙播衍。乃“刻石立铭，磨成不朽之图；异里命工，琢就无穷之记。可得明昭辨穆，知宗别派，其如指掌矣”。[58]

这种以碑存史的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章宗时文人黄晦之记云，“近世习俗，祖、考既葬，不问贵贱，皆为之立碑。……阀阅之家，不止轩冕焜耀，有大功德，可以上卫国而下庇民，子孙荣之，于是为神道碑；其次，德行文章，显然为时闻人，虑其湮没于世，则有墓表、墓志纪其实，以贻不朽，二者古今皆然”。[59]以碑存史的现象到了元代也没有断绝。元初刘因记载“近世多刻石先茔，叙先世名迹，如古先庙碑者”[60]。

金代文人大多数通过墓铭方式来记录的家谱，基本和北宋欧阳修、苏轼五世为图、近亲疏远的谱图之法一致。[61]这主要是因为金初的战争导致绝大多数的家族谱系断绝，无从查考。家谱只能从墓主高祖或曾祖叙起，直至墓主子孙。

三 金代谱牒文化的民间基础

谱学研究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贾弼之、南齐贾渊祖孙及梁王僧孺，均长于谱学。唐五代以后，门阀制度衰落，谱学亦衰。然唐宋以后亦有以谱学著名的学者。唐代李守素、宋代韩溥因精通谱学、熟知先朝氏族而被称为“肉谱”。金代不少文人亦精通谱学而也应称为“肉谱”。他们或博览精研、或潜心著述、或热衷寻访谱学资料，为金代谱学作出贡献。进士刘俞之子刘景玄，“无所不窥，六经百氏外，世谱、官制、地理与兵家所以成败者为最详”。[62]勾龙瀛撰《姓谱》行于世。[63]萧贡著有《五声姓谱》五卷。出自金朝著名科宦家族的吕周卿酷嗜文书，“著碣石志数十万言，皆近代以来事迹”[64]。另有周子仁“日余伏田里，教诲童孺，虽无干士禄意，然天下凡名公巨儒，必问其家世及行己大方，与所著述文章于人”。平时周子仁与朋友“所与谈绝无尘俗利欲语，非论京师衣冠之世族，即商榷文章行实之源委，或继以忧民困穷而自叹其莫之能恤也”[65]。

自金至元，一些文人博闻强记，对地方名物、世家谱系等烂熟于心，这显示谱牒文化口耳相传的民间特色。金末汴州赵滋“少日出闾里间，其晓音律、善谈笑，得之宣政故家遗俗者为多。为人强记默识，不遗微隐。唐以来名家者之诗文，往往成诵如目前。东京大内隆德、太一故宫楼观台沼，门户道路，华木水石，悉能历数之。听之者晓然如亲到其处。至于宋名贤所居第宅坊曲与其家行辈群从，孙息姻娅，排此前后，虽生长邻里者不加详也”。[66]元初有名樗庵者，“平生于辽、金右族字名、官勋、世数、子孙，及其外氏何人，皆能默疏而备言。其子吴京亦喜谈辽、金世族，盖习闻余论，庶其能成书乎？”[67]

口耳相传的谱牒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甚至穿越战乱、天灾等残酷历程而得以传承延续。唐代名臣郭子仪郭氏家族谱牒主要通过口头传承而得以延续。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68]可见在五代战乱中，郭氏纸质谱牒已经失佚。然据金末元好问记载，“唐以来，忠武王之子孙散居汾、晋间，不见于谱系，而得之传承”。[69]说明通过家族成员之间的世代口头传承，在金末，郭氏后人因而也熟悉家族世系。

金代一般女真贵族也比较重视家族系谱的传承。元好问《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中记载：上京术虎筠寿家族，“勋贵之盛，国史家牒详焉”。元好问参考“国史家牒”，知晓术虎氏家族五世仕履迁徙情况：术虎筠寿“五世祖术不从武元下宁江，王业渐隆，论功第一。一命银青荣禄大夫，节度宁江。开国之后，一门世封猛安五人、谋克十七人、尚县主者三人。子孙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阳，因占籍抚州”[70]。元好问又记载，合懒路人夹谷土剌曾大父息虎起，天会初，尝以王爵握兵柄，“史牒载其功详矣”[71]。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女真贵族家族墓地中所发现的墓志铭、神道碑等了解这些家族的谱系。清代光绪年间在吉林舒兰小城子乡，发现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以及完颜希尹神道碑。碑系由王彦潜撰文、任询书丹、左光庆篆额的。碑中详细记叙完颜希尹的族系家世，是研究完颜希尹生平业绩及其家族，乃至金初宋金、辽金之间相关历史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金代从官方到民间皆注重谱牒文献的收集。官方在编撰国史、实录等史书时，要大量收集民间相关资料，这为有关谱牒资料的保存、使用提供了条件。大定二十九年（1189），党怀英与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72]

金代民间谱牒文化意识更为普遍、强烈。明昌五年（1194）经义、词赋两科进士韩玉曾作《元勋传》，深受章宗称赏。不少文人也热心收集民间碑刻、表传、史书等古籍文献，其中包含大量和谱系、谱牒有关的资料。

四 金代谱牒文化的学术性

金代一些著名文人热衷于金石遗文、谱牒家传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从而形成金代谱牒文化鲜明的学术特色。赵秉文笔下的宝墨堂主人“平生无所嗜好，独于法书名刻，宝之不啻珠玉，千金购求，必得而后已。自公壮时，驰驿往来于燕、秦、齐、晋之间，闻有石刻，虽深山旷野，必命赍藤楮，作墨本以归。以是裒金石遗文，仅千余卷”[73]。金末浑源人雷渊“好收古人书画碑刻藏于家，甚富”[74]。金元之际绛州史志经“搜奇访异，亲历见闻，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记、表传、诗文，极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后已”[75]。元好问金亡之后，“闲居不仕，著述自娱。凡四方碑版铭章，靡不奔走其门”[76]。而杨奂所著“《汴故宫记》述北宋大内遗迹，《与姚公茂书》论朱子家礼神主之式，举所见唐杜衍家庙及汴京宋太庙为证。《东游记》述孔林古迹尤悉，皆可以备文献之征也”[77]。

收集整理人物传记、谱牒家史的风气，自金末延续到元朝。

刘祁《归潜志》共涉及金代人物四百二十余人，有稍详记载者三百七十余人。其中卷一至卷六，悉为金末人物小传。立传者有一百四十多人，附录十四人。所记人物，除皇室宗亲外，皆金末文人学士，达官显宦，一代名将、死节之臣。又有乡绅名士，世外僧道，名医隐者，几乎包括了金末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元好问编《中州集》，除收金诗之外，各于名下结撰小序，存其行实，成为《金史》人物列传中《文艺传》和《隐逸传》的主要来源。永和人乐著作《相台诗话》三卷，记有彰德府文人名宦的出身、历官等事迹。[78]

元朝苏天爵家多藏书，“悉知辽与金故实，暨国朝（元朝）上公硕人家伐阅谱系事业碑刻文章”[79]。其所撰《国朝名臣事略》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元史》有关人物列传，得资参考。苏天爵之后，又有王祎因感于苏天爵仅列四十七人，未及搜访甄录者固多，故“复博求于世臣之家，又得七十三人，人各为传，而赘以论赞，名曰《国朝名臣列传》，总百有二十”[80]。

刘祁《归潜志》、元好问《中州集》、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祎《国朝名臣列传》等书皆可看作金元人物微型谱牒的汇编。在朝代更迭、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记载方式可以最大的容量、最有效的方式为后代传承家族、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金代谱牒文化是北方家族文化的文字展现和实物展现，体现了北方具有深厚民间基础的家族文化、家族意识，也折射出北方各民族强烈的忠孝伦理文化，这为金代文学的生成、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研究金代文学家的生平交游、文学活动、文学成就等方面，学界主要以金元时期的碑铭石刻为对象进行考证研究，如金毓黼《王黄华先生年谱》、王树楠《闲闲老人年谱》、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等。王庆生先生所著《金代文学家年谱》除考证金代242位作家个人的行履与成就外，还尽可能旁及作家整个家族的血缘世系及家学传承。

五 金代谱牒文化的文学性

以碑存史的现象反映出金代家族深厚的家族伦理观念，其谱牒碑志的文本也成为金代散文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金代碑志撰写继承史传文学的创作成就，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六朝以来的碑志格式僵化，多千篇一律，内容上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形式上讲求声律典故，骈四俪六，卓卓可言者屈指可数。唐代韩愈的一些碑志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写法上，韩愈完全打破了传统手法，开辟了用史传文学的写人叙事的手法来写碑志的创作方法。金代碑志在韩愈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文学性、形象性。

金代早期的碑铭如天会间文人杨丹《故刘君墓志铭》，碑铭从曾、高祖叙起，直至曾孙辈，重点则塑造了沉厚忠直、纯俭起家的隆德府潞城人刘秀世的形象。黄久约《朝散大夫镇西军节度副使张公神道碑》为张商老撰写碑铭。文章围绕张商老在立身原则、学术经历、家族教育和文学特色等展开论述。王寂《先君行状》，述王寂父王础生平事迹。由王昼、王旦叙起，重点指出其父王础“性嗜书卷，未尝去手。有诗百篇，平淡简古，如其为人”的文学特征。张万公《武威郡侯段铎墓表》，叙山西稷山段铎“少孤，师事长兄钧，专心嗜学，行吟坐诵，声满邻舍”。“积数年间，经籍子史无不该贯。”党怀英《醇德王先生墓表》叙琅琊王去非：“束发知问学，为文章不喜为进取计，尝试有司，不合即屏去。益探六经、百家之言，务为博赡该诣，又杂取老、庄、释氏诸书，采其理要，贯穿融汇，折诸大中。”在金代不少的碑志文章中，涉及对墓主学术思想、文学成就的评价非常普遍。

赵秉文有14篇碑文，长短不拘，皆具文学色彩。其中《郭公碣铭》以短小的篇幅、简洁的语言，记述一位仁慈孝友、轻财乐施，以忠果强敏闻于天下的郭姓士人的形象，做到了记述与议论相结合，形象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盘安军节度副使姬公平叔墓表》则用翔实的材料、细腻的笔法，展现金代著名文人姬平叔立身刚直、勇于言事的生平事迹。《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重点侧重介绍党怀英在书法、散文及史学方面的贡献。赵秉文为张信甫、刘从益、史良臣、王磵、祁宰等撰写墓铭时，或评其文学、或赞其政事，或称其人品、或述其吏能、或叹其忠毅。文章情绪饱满、爱憎分明。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

大兴府诗人王郁所撰《王子小传》为自传体文章。文章先追溯到十五代祖、唐太宗时宰相王珪，次及祖父及父辈以下文行仕履。文章以第三人称叙述自己自幼时的从学经历、学术领域、诗文特色以及平生交游。文章语言整饬简古而又诙谐有趣，在金代散文中别具一格。

李俊民《故王公辅之墓志铭》对古代王氏二十一望的脉络源流条分缕析，细致考辨，对晋城王翼一族的发展迁居重点阐述，对王翼文学、学术、医药成就与特色给予详细介绍。王若虚撰有十多篇人物墓铭，语言简洁、生动，述论结合。

元好问近一百篇碑铭文章组合成众多精心描绘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长廊，为我们保留了金源一代许多国士豪杰的风采。这些形象既是历史人物，也是艺术典型；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有较强的审美价值。《顺安县令赵公墓碑》突出了高唐赵雄飞为官一方，“吏畏而爱，民爱而畏，蔼然有良吏之风”的形象。《雷希颜墓铭》突出了浑源雷渊的豪爽之气、侠义之风、疾恶如仇和胆识过人的形象。《临海弋公阡表》则为我们刻画了弋润“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仁厚长者典型。

元好问的许多碑铭墓志议论精警雄放，感情真挚强烈。《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运用与《报任安书》同样的感情色彩和语言风格，反映他作为金国遗民而未能死节又不能死节的矛盾心理。《忠武任君墓碣铭》对制造党禁的小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遗山的许多碑铭墓志不仅议论风发，而且很富于情感。

曹丕《典论·论文》指出：“铭诔尚实，词赋欲丽。”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诸古文大家，其碑志文中的铭诗，大多篇幅简短，且崇尚质实，缺乏诗情。金代一些作家，如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元好问等撰写的墓铭中的铭诗，长短不拘，体裁不一，有杂言体、七言体、骚体、四言体，不但丰富了描写的形式，也增强了抒情的色彩。赵秉文《郭公碣铭》中的铭文共有四句：“不能锐，是以钝。不予试，以昌其世世。”寥寥数语，阐发面对人生寿夭穷达的思考。王若虚《故列朝大夫刘君墓碣铭》铭文中有：“其得也迟而丧之速，为荣也不足而哀有余。”对挚友刘鼎臣高才博学而数奇不偶的悲剧命运表示深切同情。

元好问近百篇碑志文字中，附有铭诗90首。元好问这些铭诗的写作突破了碑志文字尚实和尚简的局限，感情真挚，笔法灵活，叙事、抒情、写景、状物、记人均各得其宜，且各体兼备，填补了他诗歌创作体裁样式方面的空白。如《张君神道碑》《御史张君墓表》《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内翰冯公神道碑铭》《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商平叔墓铭》《赞皇郡太君墓铭》《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故帅闻侯墓表》《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宣武将军孙君墓碑》《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清凉相禅师墓铭》《雷希颜墓铭》，等等。篇中的铭诗，皆情绪饱满、形象鲜明、富有诗意。元好问的碑志铭诗中，则不乏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刻画。《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铭诗，描写墓主蒙古将军张荣祖的勇武形象，《兖州同知五翼总领王公墓铭》铭诗曰：“突如其驰，荡如其靡。马革自随，非壮夫之悲。魂兮来归，汝友是依！”塑造了蒙古将军王德录在战场上驰突荡决，不惧马革裹尸的勇武形象。铭诗虽然很短，但气势充沛，感人至深。《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中的铭诗赞美耶律履：“德星煌煌出东方，让王七世蔚有光。高阳苗裔袭众芳，得易贞干书潜刚。帝前巍冠讲虞唐，德音一鸣凤朝阳。”记辽东丹王耶律倍之七世孙、金世宗时名臣耶律履的生平仕履，充满敬佩之情。

元好问对墓主非常熟悉，所以墓志碑铭容易写的富有情感，更具文学特性。

“北人恋本”的家族观念，至宋代亦然。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云：“世以同宗族为骨肉。……予观南北朝风俗，大抵北胜于南，距今又数百年，其风俗犹尔也。”说明在宋金之前，北方家族观念一直比南方明显强烈。由北方强烈的家族观念所产生的金代谱牒文化除表现出明晰血缘、道德教化、精神凝聚、家风传承等功能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其具有的文献、文本、文心的文学功能。以宏观视野、辩证思维来观照金代谱牒文化，不仅可以丰富金代谱牒文化的研究内容，还可以大大拓展金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开辟金代文学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