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阿里斯托芬著作的三重价值

西方古典学术史上，对于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价值的认识，一般可以归纳为如下三重：（一）纯阿提卡方言的语料价值。古希腊旧谐剧的短长格体是最接近口语的诗体，阿里斯托芬戏剧采用阿提卡方言写作，所以阿里斯托芬戏剧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阿提卡方言。古希腊语一般划分为伊奥利亚方言、多里斯方言、爱奥利亚方言和阿提卡方言。而阿提卡方言又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修昔底德（Thycydides）、柏拉图（Plato）、色诺芬（Xenophon）、德摩斯忒涅（Demosthen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古典时期重要著作家所操方言，也正因为如此，希腊化时期的希腊“通用语”就以阿提卡方言为基础而形成。所以，后世习古希腊语者，往往以阿提卡方言为始或为主。兴起于公元前50年的阿提卡主义（Atticism）运动推动了对于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在语言层次上的接受，使得“甚至对于阿里斯托芬的阅读，也更是为了其词汇，而不是为了其幽默”[19]。中世纪时期，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进入教材，也是因为希腊语的“学生可以据此获得阿提卡方言的知识”[20]。（二）谐剧本体意义的价值。阿里斯托芬戏剧毕竟是在剧场演出，这是一个演出体系，有审批，有歌队的分派，有宗教的节庆，有观众，有评审等，这是阿里斯托芬戏剧的一个基本事实。虽然后世谐剧如莫里哀谐剧和莎士比亚谐剧直接导源于古希腊罗马新谐剧，但无论谐剧人物的类型，还是谐剧技巧，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作品都是后世剧作家取之不尽的渊薮。所以，从谐剧本体意义上来看待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成为后世学者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三）史料价值。在戏剧娱乐之外，阿里斯托芬戏剧作品所具有的历史地认识雅典的价值，在早期史料文献（Testimonia）的一个传闻中就被揭示了出来：

他们[21]说，当僭主狄俄尼西俄斯希望了解雅典人的政治制度[22]时，柏拉图就送给他阿里斯托芬的诗歌（在《云神》中对于苏格拉底的申诉），并建议他去钻研这些剧作，就可以了解它的政治制度。

阿里斯托芬戏剧主题的时事性使得其流传至今的11部完整谐剧几乎编年史般地反映了雅典城邦及希腊世界从公元前425年（《阿卡奈人》的上演）到前388年（《财神》的上演）前后的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宗教等方面的焦点问题，而且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也保留在这些谐剧作品之中。虽然由于谐剧的反讽手法使得追求“历史真实”的历史学家们在运用这些历史信息丰富的谐剧作品时，不得不小心谨慎，妥帖拿捏，但其甚至可以与同时期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相比拟的、作为史料的价值意义，已为古典学家们所公认。

Marie C.Mrianetti在1992年出版的《阿里斯托芬 〈云神〉 中的宗教与政治》认为，《云神》旨在于记录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早期社会思潮的变动，涉及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智术师、早期诗人如西蒙尼得斯（Simonides）、荷马（Homer）等[23]。这可以说从史料价值中分离出一种思想史史料的价值。但在这方面，更著名的是阿里斯托芬谐剧，尤其是《云神》对于苏格拉底的表现。黑格尔（W.F.Hegel）和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都认同阿里斯托芬谐剧表现苏格拉底的深刻性。黑格尔说道：“我们可以说，阿里斯托芬过分夸大之处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一直推到了非常苛刻的极端；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他这个表现法对苏格拉底不公正。阿里斯托芬绝对没有什么不公正，我们确实应当钦佩他的深刻，他认识到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的消极方面，并且（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用这样有力的笔触把它表达了出来。”[24]克尔凯郭尔说道：“色诺芬止步于苏格拉底的外在直接性，因此必定在很多方面都误解了他；与此相反，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冲决坚硬的外壳，从而为理解与他生活的繁杂万象毫不相容的无限性铺平了道路。”[25]又说道：“要是没有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评价，那就太遗憾了。”[26]将运用阿里斯托芬谐剧去认识苏格拉底推到极致的哲学家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他为此于1966年专门出版了一部著作《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该专著对阿里斯托芬11部完整传世谐剧予以几乎是逐条诗行地释读，以对《云神》的释读为导论，以对其余10部谐剧的释读为更广泛的确证。在书中，他说道：“对于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苏格拉底的呈现，我们唯一可获得的就是在阿里斯托芬的《云神》中所发现的那个呈现。”[27]并进一步说道：“关于古老的诗歌与哲学之争执与敌对——两种形式的智慧之间，其中的每一种都声称是至高无上的——的文献，这场纷争中来自诗歌那一方的、我们可获得的最重要的文献就是阿里斯托芬对于苏格拉底的呈现。”[28]虽然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同属于新的文化价值立场，不过是不同的亚类，在这新的文化价值取向中，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延续着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到了阿里斯托芬谐剧的思想价值，但纵观全书，列奥·斯特劳斯还是更多地把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当作思想史史料来对待。他关注的重心是苏格拉底，而不是阿里斯托芬：是为了理解或解决苏格拉底问题，才去解读阿里斯托芬的谐剧。

与思想史史料价值稍有差异的，黑格尔也把阿里斯托芬戏剧所表现的“主体精神”放在人类思想意识发展史一个重要环节的历史地位之上。[29]这已经赋予阿里斯托芬谐剧以一定的思想意义了。恰如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他[30]的一切都有非常深刻的理由，在他的诙谐中，是以深刻的严肃性为基础的。”[31]尽管黑格尔没有更深入地去揭示阿里斯托芬这“深刻的严肃性”的内涵。

西方思想界以他们固有的哲学方式——这种方式由苏格拉底所开启和奠定，但这位哲学之父却被他的人民判处了死刑，对于这样一个象征，西方知识界的理解一直是带着悲壮的情绪的，而不是当头棒吼，从而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反思到这个地步，如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思到“前柏拉图时期”[32]，虽然已经较充分揭示了肃剧的思想价值，但都看不上阿里斯托芬。在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列奥·斯特劳斯那里，虽然已经充分地注意到了阿里斯托芬的思想史意义，但依然没有在思想层面提出一个“阿里斯托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