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城乡之辨与城乡之变》：差异空间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重农抑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农业生产是中国自古以来经济发展的命脉，土地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根基，国民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安身立命之本。中国拥有幅员辽阔的乡村、数量庞大的农民和涵养深厚的乡土文化。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局中，乡村也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指引下，革命氛围始终笼罩着乡村，乡村屡屡被中国共产党人认作革命或变革的发源地和根据地，跟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足迹会发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重镇无不位于乡村。

尽管长安、洛阳、金陵、大都等城市自古以来闻名遐迩，但从社会整体状况来看，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变革及跨越式发展肇始于晚清。19世纪中叶，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中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遭受巨大冲击，并由此陷入绵延百年的动荡之中。而从其反向效果来看，中国却由此告别了老大帝国的闭关自守状态，整体性地融入世界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古老城市在“现代”风旗的指引下一改往昔面貌，尤其在通商口岸以及西方国家所属势力范围内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城市及其市民一度在20世纪革命进程中扮演“被改造者”的角色，“文革”结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城市开始充分发挥区域、人才、市场等优势，影响力日益增强。随着城市发展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数量迅速攀升、市民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在城市人口当中，纯粹的土著恐怕为数不多，相当一部分市民具有乡村血统，是迁徙移民的产物。城乡间人员流动自古以来未曾间断，流动所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个人身份或家族命运，也为地区间文化渗透、地域文化血液更新提供了可能性。

知识青年从下乡到返城，经历的恰是一段城乡关系剧烈变动的时期。知青作家的见闻感受及文学书写成为联络城乡关系、辨识城乡差异的重要纽带。曾大兴指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文学家的籍贯（出生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文学家的迁徙、流动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1]古往今来，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鲁迅等很多我们熟悉的文人都有过“行万里路”的多地居住的经验，而知青作家的迁徙也属于动态分布的特殊形式。空间流动所促发的私人经验，丰富了作家的生活阅历；私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碰撞，奠定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基础。

毋庸置疑，知青文学发生发展的重大前提是上山下乡运动所引发的城乡流动性和随之而来的知青动态分布。“在当代的生活背景中，更多由于工作、迁徙、移民，由于经济、生活、政治及各种原因，造成许多错置（Displacement）、流散（Diasporic experiences）等处境。”[2]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知青作家是特定时期内脱胎于社会运动的“错置者”，没有大规模、长时间的城乡流动，就不会有知青作家群体的诞生。另外，此种流动既属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流动，又是社会阶层意义上的流动：“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结构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一般是指人们职业或职位的变化，是人们职业或职位在经济、权力和声望上的变化。按社会流动的方向可划分为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按照主题可划分为群体流动与个体流动。”[3]由此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可归入水平流动、群体流动之列，即一种大规模的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逆向人口迁移。在空间位移中，知青的身份认同发生了错位——从城市新兴知识阶层转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被改造对象，从独立的个人变成“知青”群体概念之下的一分子。地理空间的差异中蕴藏着更多深层次的差异，知青作家的城乡书写为我们提供了辨识市民与农民在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诸多差异的机会。

自然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双重见证，增加了城乡书写的文化批判意涵。城市与乡村的并立与互照，为知青作家的创作确立了两副目光、两种视角。有学者指出：“真实的写作，总是起源于作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事、物的基本感受，也总是扎根于他自身的存在状态的，离开了这个连接点，写作就会流于虚假、浮泛。”[4]的确，“在地性”是知青作家创作的重要根基，对于某个“地点”“地方”“地域”的切身体验与真实情感，是决定其创作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衡量作品生命力的重要依据。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知青作家所“在”之地发生转换，情感与精神的扎根之处也必然发生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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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村社会与乡土美学

《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认为“村”为“邨”的变字，“邨，地名。从邑屯声”。[5]从字面看，“乡村”与“农村”两个词仅一字之差，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可通用，如果非要加以区别，那么“农”侧重传递生产方式、阶级属性等方面的讯息；“乡”则更具开放性，并未拘泥于意识形态的辖制，蕴含了更多的情感意涵和文化韵味。本书以下论述大多会采用“乡村”这一称谓。

乡村拥有与城市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属性，这是界定城乡差异所采用的最为直观的方法。首先，乡村具有土地依赖性。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土地及其附属品都是农民（牧民）赖以生存之根基。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农民与土地天然捆绑在一起，无法剥离。土地是农民基础性的生产资料，农业是乡村发展的经济命脉，乡村以田间生产作为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形式，具有自给自足、可循环、可再生等特点。没有土地这一空间要素，农民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生存根基。因此，农民大都对土地抱有一种依赖心理，视土地为“地母”。

其次，乡村具有自然原生性。中国幅员辽阔，城乡自然形态差异显著。不少乡村处于地理条件艰苦、交通条件不利的地区，乡村面貌大多被自然赋形，而城市面貌则带有明显的人工雕琢痕迹。乡村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完整的生态链条，拥有山川、河流、森林、草场以及多样化的植被、动物、自然遗迹等。由于地广人稀，乡村多呈现疏朗、旷阔的外在形态，农民在空间上享有较大的主动权。原始性、原生性的自然伟力与作家的文学想象力相结合，常常转变为文学作品中的“诗性因素”或“恶魔性因素”[6]。当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乡村之后，能够以陌生化的目光，关注和传达大自然的神秘宏阔之意蕴。尤其如海南、云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因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而更受到知青的广泛关注和反复书写。

最后，乡村具有物质贫乏性。乡村是城市农副产品的主要来源地，但是农民自身的衣食冷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受到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制约，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农民时常面临“靠天吃饭”的窘境。由于生产方式单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加之商品交换途径不畅，所以物质产品供给时常处于匮乏状态。此外，乡村还具有地理封闭性。很多乡村位于内陆、边疆、山区等，地理条件艰苦，基础设施薄弱，交通状况堪忧，所以与外界接触十分有限，在改革开放以前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乡村的保守和封闭。农民生存空间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的“自闭性”导致封闭保守的乡村文化形态的形成，也成为农民观念滞后乃至封建愚昧思想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信息化社会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尤其如此。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就指出农民思想的单调和贫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地缘因素限制的结果：“乡村士人博学的空虚较之其白丁邻居无知的空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后者有机会游历的话，他较前者无疑会获取更多的教益，因为这种教益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事实。然而，假如他是一个典型的村民，他就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也不可能了解新鲜事物，因而，其言谈举止都缺少有意义的内容。”[7]换句话说，地缘因素或显或隐地影响乡村社会全面发展以及农民的精神构造、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特征主要针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大致状况而言，不具有绝对性。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乡村已经开始或多或少地摆脱上述特征，主动或被动地寻求与城市的同质化发展，至少表层的二元结构差异有被抹平的趋势。

乡村社会不仅是自然地理空间，也是社会伦理空间，差序格局是中国乡村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8]这一判断基本符合中国传统农民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的现状，由私人情感推衍出的关系网络是中国乡村关系中最鲜明、最稳固的社会结构特征。“差序格局”观念，深受儒家人伦差序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孝悌忠信”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标准。“仁”在孔子的解释中仍不离“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这一套私德要素。梁漱溟比费孝通更进一步，他认为整个中国社会构造都有着“伦理本位”[9]的特征：中国人缺乏个人和团体这两个极端，倒是有非常强烈的家庭、家族观念。家庭、家族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了极重的地位。这种“家”的观念，不止在家庭、家族中盛行，朋友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等也都是伦理本位的衍生。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只要人们尚未超越村落阶段，仍以村落为单位聚居生活，那么对土地的眷恋就不足以建立富有抵制力的政治组织。定居下来的人们要么过于分散，要么小范围内过于聚集。”[10]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是自发性和零散性，村镇虽然被纳入国家行政规划建制中，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原则仍在乡村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就上山下乡运动来说，插队知青所在的公社、大队等属于团体（集体）组织，但是在这些团体里面，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私人间的道德关系，其价值标准在实质上仍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

乡村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一个道德伦理空间，还是一个文化审美空间，至少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悠久的乡土文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审美内涵。南帆指出：“对于作家说来，地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必须转换为某种文化结构，某种社会关系，继而转换为一套生活经验，这时，文学的乡村才可能诞生。文学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特征。”[11]文学的乡村必须将乡村视为一个既具有感性意义又具有文化意义的整体性世界，乡土世界中人物的命运才能被深度挖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深度阐释。王安忆在《生活的形式》一文中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姿态。”[12]王安忆道出了乡村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对于作家构成巨大的引力，贫瘠与艰辛的乡土生活不能阻挡这种引力发挥作用，有时甚至加剧这种引力。这里便蕴藏着“转换”的契机：一个为现实中的人们所疏远拒斥的物质性的生活世界，却可能变为一个素材丰赡、意蕴深远的文学宝库。中国古典文学中便不乏关照乡土田园之作，“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统诗歌与农业文明密不可分。然而，中国古典文学并没有明确地将乡村视为一个文化空间”[13]。李白激昂豪迈的山水诗、王维意境深渊的禅诗、王昌龄悲凉壮阔的边塞诗等，大都着眼于对乡土世界地理外貌、自然风光、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描摹，寄人性人情于自然天地，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审美境地。陶渊明则是更加纯粹的乡土田园的皈依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归隐式的诗句将乡土视为自足的审美世界，“田园诗因此又可以看作农业时代特有的生活情调，是农业文明精神的升华”[14]。尽管中国古代田园诗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但不可否认古代诗人对于乡土田园的勾勒仍带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仍是片面的文化想象的产物，对于完整、驳杂的乡土文化空间的勾勒，还有待于近现代以来启蒙作家来完成。

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乡村的文化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呈现，“田园牧歌”式的美学构建与“温柔敦厚”的人伦书写作为乡土文学的重要传统一直未曾中断，而乡土文化的封建落后质素却是在近现代文学转型之际被反思较多的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深刻察觉到封建礼教糟粕对于农民的戕害，无论是闰土还是祥林嫂，阿Q还是孔乙己，都是鲁迅进行乡土文化批判的典型对象。与现代城市相比，乡土世界是自然的、宽厚的、素朴的，它维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蕴藏着中华民族对于农耕文明的深刻认同。当然，乡土所包孕的文化传统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中固然有精华的淬炼，也不乏糟粕的遗存；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也容易孵化封建愚昧思想。知青文学中善良淳朴与愚昧落后的双面农民形象就是正反相成的历史积淀的表征之一。

“乡土世界”有多重所指，以上只是选择了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来对中国乡村的特性进行考察。接下来我们再去考察一下城市。

二 城市的繁荣及其“压迫”

《辞源》将城市释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15]，这条言简意赅的解释是从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城市予以定义。在中国古代“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文解字》许慎释“城”为“以盛民也”，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16]《管子·度地》中说：“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17]可见，早期的“城”多从空间形式角度来定义。“市”则偏重于经济、商业功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易·系辞下》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8]同样，《说文解字》中许慎也释“市”为“买卖所之也”。[19]

在西方，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城邦的理想形态和基本功能做了深入阐述。[20]亚里士多德曾以希腊城邦为蓝本论断城市的价值：“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为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成长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1]两位先哲共同强调，城邦作为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形态，为人类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并促进了市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和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

20世纪以来，学者们更强调城市的文化属性。“二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提出应该思考什么是城市的问题，他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22]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将“城市（city）”[23]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关键词引入文学和文化领域。城市越来越多地被文化研究学者关注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城市的符号学特征愈加凸显。

“城市”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可以获得不同的解释路径。毋庸置疑，城市与先进的生产力及丰富的精神生活相联系：资源配置的丰富性、交通流动的便利性、思想文化的开放性等，都是城市较之于乡村的先进之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先进”一词也有了更为深入和复杂的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城市与乡村间的分化趋势日趋显著，总的来看，城市大致有如下特点。首先，城市具有不同于乡村的外貌特征，如果说乡村可以被比作不修边幅的莽汉，那么城市更像是精心装扮的闺秀。科学的规划使得城市外观齐整规则，线条分明。“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représentation）。”[24]就直观印象而言，城市是由声、色、光、电、影等呈现出的斑斓世界。在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便是这样一个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新奇绚烂的花花世界。城市在繁复的景象奇观中确立形象，城市建筑和景观布局的高度和密度远胜过乡村。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建筑往往还显示出参差对照的多元性特征，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比肩林立，制造出时光流转的空间美感。营造良好秩序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最重要原则，城市为市民提供更大程度的舒适和便利，现代城市空间布局和景观设计不仅要满足于实用的需要，还要从文化内涵、意识形态等层面予以统筹考虑。在大致相同的规划理念之下，由于城市历史积淀与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城市间的气质差异仍然顽强存在。其次，从产业结构与人际关系状况看，城市是产业结构多样的有机整体，就产业分布而言，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是其经济发展支柱。第三产业的兴盛与市民日常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诉求紧密相连。餐饮、娱乐、休闲场所众多，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大量积聚，凸显了城市生活的消费主义特性。城市拥有密集的人口，然而人际交往并未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在大城市高密度的人口空间中“熟人社会”并未自然形成，尽管人们总在公共空间擦身而过，却很难实现彼此的深度交流沟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繁华拥挤与人际的淡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体现了现代都市生活所蕴含的内在张力。人际关系常常羁縻于阶层、金钱、利益、权力等。最后，城市在知识界和文化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断变换。革命年代，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一度被挤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随着高等学府、高端人才及文化产品等的集聚涌现，城市的思想文化“高地”地位得到凸显，城市知识分子主导了思想文化话语权。今天的城市是多元文化汇集的渊薮：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它们彼此冲撞，力图在文化场域中争得一席之地。在肯定城市中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文化的泛滥化、庸俗化、碎片化倾向。

城市拥有良好的知识氛围及开放的交流平台，是知识分子施展抱负的理想之所。然而，城市比乡村更能展现出资本的控制力，城市生活成本巨大，物质欲望的诱惑源源不断，生存发展的现实压力与理想预期存在距离，这些无不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耐心和定力。城市并不是精英文化的天敌，然而知识分子在精神王国里追求加冕的途中，城市常常退化为缺乏生机与韧性的精神荒原，市侩文化常常阻滞精英文化发展。知青作家为何在城市书写时常带有失望、倦怠乃至愤懑的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谁也不能否认城市孕育滋养了人类的现代文明，营造了现代化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正如谁也不能否认城市有其自身的瓶颈。尤其在面对异质的乡土文化冲击时，城市文化常显得驳杂但文化压舱不够厚重，体量庞大而失之于强韧和根深。

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中指出：“城市是一个‘圣地’、一个精神解脱处，是一个新的世界，也是一种新的压迫。”[25]林奇用“压迫”一词道出了城市生活中有形或无形的消极质素。这种压迫一方面意味着空间形态给人造成的局促感和挤压感，另一方面也映射出城市内部严格而缜密的运行机制对于人类内心世界的规训和束缚。“秩序”对于城市运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严丝合缝的秩序感也可能对市民身心构成一种无形的捆绑，流水线一般精准的工作生活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因此，当穿行于水泥钢筋浇筑的城市密林而感到疲惫和迷茫时，一些人就会怀想甚至返回乡村，在那里休憩静观、安顿身心，为精神迷宫寻找一个想象性或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很多知青作家为忙碌或钝化的城市生活所困时常常念及乡村生活并将乡土世界复现于笔下的原因之一。

三 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与互照

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26]布迪厄所谓的“社会小世界”也被称为“场域”（field）。“场域”至少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是内部独立，即每个场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有其边界及自身得以存在发展的客观逻辑基础和运行规则；第二是外部竞争，即不同场域之间由于争夺话语权的需要而存在着对立、博弈的关系。场域理论不仅与具体的空间研究相关，也涉及抽象的社会文化生活，如文学场域、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等。场域理论也在我们考察中国城乡关系时显示出独特的启发意义。

城市和乡村不仅是表象悬殊的实存地理空间，也是参差对照的两个社会文化空间，即两个场域。两者相对独立，各有一套完整的运行体系；就外部而言，两者又存在竞争关系——争夺各类资源以巩固自身地位并获得利益最大化。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凸显出如下两个事实：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乡村发展受到辖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市民与农民亦分别形成了一套高辨识度的生存法则、行为准则和精神风貌。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长期并立而居，即使在城乡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当下，城乡之间的断裂（尤其是文化断裂）仍难以一时抹平。话语权力在两个场域之间交替流转，城乡共同参与演绎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故事。

城市与乡村两个场域分庭抗礼，而矛盾对峙的另一面是镜像般的互照依赖。福柯曾提出“异托邦”（或译作“差异空间”）概念，认为空间一词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空间”一词的所指一直处于不停滑动的状态之中。中世纪的空间形式可定义为等级森严的“定位”空间。到17世纪，伽利略在其科学研究过程中，揭示了空间的“广延性”。福柯在对前两者进行反思和批判之后，提出了“位置空间”的说法。福柯认为“位置空间”是在“相对性的位置关系的形式下获得的”[27]，也就是说，某一空间的明确存在及其特征的显现，必须以其他空间参照物的存在为前提。进而，福柯将乌托邦与异托邦这两种相反相成的空间形式作了对照性解读。他认为乌托邦（Utopias）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空间”，[28]空想性是乌托邦的最大特征。而与之相对的异托邦（或称差异空间）是在每种文化、每种社会形态中都真实存在且大量存在的场所。不同于普通空间，异托邦的所指被不断建构，从而成为承载丰富文化符号的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福柯对于空间的认识，不再囿于一元化的固定思维，他辩证地看到了打通内部空间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因为此种“开放融通”而使自身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可能性。异托邦概念的提出，为我们辨识中国当代城乡关系、观察知青作家城乡书写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城市与乡村互为异托邦，一方的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本依据，一旦其中一方消失，另一方便难以得到有效辨识和确认。

城市与乡村各自携带鲜明的文化符号，它们是现实中可辨认、可感知的自然地理空间，同时又是被构建、被想象的社会文化空间。“城市是水泥的、理性的、计算的、消费的、陌生的、分解的、契约的、交换价值的。乡村是泥土的、情感的、含混的、生产的、熟悉的、整体的、血缘的、使用价值的。”[29]此种对于城乡内涵的分解大致道出了人们对两者差异的基本认识，在一系列反义词被征用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城乡的直观印象更加清晰。异托邦建构在人的主体经验之上，人类根据历史经验和现时经验，对异托邦进行指认和辨识，使之成为连接外在具象世界与内心精神世界的纽带。换句话说，离开主体性、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异托邦存在的合法性便被取消。

注释

[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7页。

[2]也斯：《城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3]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

[4]谢有顺：《小说写作的几个关键词》，《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5]（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6]起源于古希腊的“恶魔性”（the daimonic），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种介于神与人之间的神秘性的力量。

[7][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9]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81页。

[10][法]莫里斯·哈布瓦赫：《社会形态学》，王迪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7页。

[11]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王光东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75页。

[12]王安忆：《茜纱窗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

[13]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王光东编《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77页。

[14]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15]《辞源》（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03页。

[16]（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8页。

[17]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23页。

[18]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7页。

[19]（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20]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69页。

[2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2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23]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45页。

[24][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25][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6][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27][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28][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29]张柠：《土地的黄昏》，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