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构主义的兴起

作为哲学范畴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最早可见于1929年，这一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者大会，雅各布森为这次会议作了一次题为《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研究》的报告，在该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如果我们要概括地论述以多样性表现出来的当代科学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结构主义”就是最清楚不过的概念。当代科学所论述的各种现象总体，都被看作是一种结构单位，一个系统，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堆积物。而科学的基本任务是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去发现其内在的规律。[31]

从雅各布森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结构主义”其实是从当时各种科学思想中归纳和总结出来的一种共同倾向，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一股名副其实的思潮。那么，“结构主义”这一思潮具有怎样的专属特征？它与以往的哲学思潮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雅各布森接着指出：

浪漫主义时代，欧洲的科学试图建立一种普遍的、总体的世界观念。实证主义的反论则牺牲了统一体概念，以期最大可能地汇集参考资料，并达到最复杂多样的部分真理。我们的时代则寻求一种综合：它并不期望从它的视界——事件的一种受规律支配的结构中取消一般的意义，而是，与此同时，把以前时代所搜集到的丰富的事实储藏纳入思考。[32]

随着雅各布森“结构主义”的提出，布拉格学派的扬·穆卡若夫斯基也于1934年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就结构主义与以往哲学思潮的区别，穆卡若夫斯基也有着与雅各布森颇为类似的见解：

当这一看法还整个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时，它曾是对先前存在的浪漫主义时期将科学从属于哲学观念的有力反击：浪漫主义哲学不止一次地希望从所有独立于经验材料基础之外的先验前提中，以演绎的方式得出新的科学发现。但实证主义刚把科学从隶属于哲学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且这种浪漫主义单面性的危险才刚刚消失，客观主义者的立场的单面性又开始出现了：不能将科学隶属于哲学，也不能把它作为哲学的基础——它们的关系是相互的。[33]

与浪漫主义时代将科学隶属于哲学的做法不同，实证主义把科学提升到一种优先地位，而这一点似乎与结构主义的追求是相一致的。然而，随着实证主义的不断发展，它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全然忽视和拒斥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它与结构主义又是不同的。穆卡若夫斯基这里所批判的“客观主义者”，其实指的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该派代表人之一的艾亨鲍姆，曾这样总结他们所谓的“形式方法”：

所谓“形式方法”，并不是形成某种特殊的“方法论的”系统的结果，而是为建立独立和具体的科学而努力的结果。一般说来，过去“方法”这个概念的范围太广了，因此，现在它的含义很广。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在文学研究中，主要的不是方法问题，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问题。[34]

由于受实证主义影响颇深，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注重的是所谓“事实本身”，注重材料的可感性和可证实性，并希望借此来建立一门具体的文学科学。因此，他们有意识地不把自己囿于任何哲学和美学的前提。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有的只是一种科学上的假设，并且这种假设是非常灵活的，如果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遇到与假设不符的情况，可以不断对其进行调整。这样一种观念，在他们对待“理论”的态度上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我们只把理论看作是一种工作假设，借助这种假设来指明和理解某些现象，例如我们发现了体系的特点，并借助这些特点使现象变为研究的内容。因此，我们不关心那些模仿者所热衷的定义，也不建立那些折衷主义者感兴趣的普通理论。我们在制订一些具体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可以应用于某种内容，并且我们坚持这些原则。如果内容要求我们的原则更加深化或有所修改，我们就会马上着手去做。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原则上是相当自由的；并且我们认为一切科学都应如此，因为理论和信念是有区别的。没有什么完全现成的科学，科学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存在的，而不是在建立真理时存在的。[35]

值得指出的是，比起严格意义上的西欧实证主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实证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反映在他们不承认“外部研究”的科学性，主张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研究对象，强调“内部研究”的理念上。因此，也有学者称他们的方法为“新实证主义”。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相同，布拉格学派也强调相对于方法论上的前提而言，具体的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它并不因此像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那样，忽视方法论的前提，而是明确意识到放弃这种前提对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的危险，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是反实证主义的。然而，布拉格学派对“理论”“方法”之类的词是高度警惕的。确切地说，对于穆卡若夫斯基而言，结构主义既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方法”，而毋宁说是一种认识论“立场”：

结构主义是一种科学立场，它源于科学和哲学这种不断的相互依存，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我们之所以使用“立场”一词，是为了避免“理论”或者“方法”之类的术语，前者意味着一种稳固的知识体系，后者则意味着一套已完成的、不变的工作原则。结构主义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它是一种认识论立场，当然，从这一立场出发会得出一定的工作原则和知识，但它的发展独立于这两者之外，因而能够同时在两者制定的计划中发展。[36]

穆卡若夫斯基认为，最能反映作为一种认识论立场的结构主义，莫过于其对待“概念”的态度：

结构主义意识到这个或那个科学领域中整个概念体系原则上的、内在的相互联系：每一概念都是由所有其他概念规定，并且自身也规定其他概念。这样一来，它能够由自身在该概念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来更明确地界定，而不是列举直到这个概念被规定之前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内容。只有全面的相互联系赋予了个别的概念以“意义”，这种意义是超出它的内容简单界限范围之外的。[37]

总之，结构主义者的工作有意识地为两方面所限：

一方面是哲学的前提，另一方面是材料。这两者与科学有着类似的关系。材料既不是被动的研究对象，也不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是一种完全决定性的，而是这两者共同决定的。新材料通常把变化引入对它进行阐释的科学方法中。这也有助于解释科学概念和研究方法从一门学科转移到另一门学科的有益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这些或那些事实能够成为科学的材料，它们必须在一种对该研究所期待的结果的假定的预期中与一特殊学科的概念系统有关。从科学的视角来看，事实本身远不是单义的：同一个事实能够成为几门不同学科的材料，这取决于学者从哪种意图着手。因此，材料正如哲学前提一样，同时内在和外在于一门科学。[38]

值得补充的是，对当时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来说，结构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还有着另一层现实意义。穆卡若夫斯基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结构主义”当时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中的出现，乃是一种“战斗召唤”：“针对科学中的折衷主义，针对不愿意思考以及甚至不愿意合乎情理地纠正自己思想中的错误，它是一种真正的召唤。”[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