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大败，金军渡过黄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汴梁。
汴梁，又称汴京，别称东京，现在叫开封。
史上著名的“东京保卫战”即将拉开序幕。
大战在即，赵佶首先慌了，连夜带着蔡京、童贯等老伙计跑到安徽、江苏一带去了（毕沅《续资治通鉴》：“是日，闻浚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车驾东幸，出通津门”）。
老爹跑了，儿子也不淡定了，也想跑。
领导都没斗志了，下属更是涣散不堪（《宋史》：“庚午，道君皇帝如亳州，百官多潜遁”）。
官越大，权力越大。
权力这东西，也还包含着责任。
王安石、范仲淹等人经常撂挑子，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责任，而不会将权力转化为利益，所以做得辛苦。王安石1次晋升不要，2次主动辞官。范仲淹1次主动辞官。
蔡京、童贯等人到了7080岁还想着做官，是因为他们能将权力转化为利益，所以越做越有味。而王安石等人畏如虎的责任，则可以转嫁给下属或者旁人去完成，只要用官职或者利益去诱导就行了。蔡京4次被免职，4次靠关系再次掌权。童贯1次令致仕，1次复起。
现在金军打过来了，权力中利益的诱惑少了，责任的要求高了，宰执和百官们开始撂挑子了。
谁也不想吃力不讨好扛责任。
1月4日，中央核心决策圈（即所谓的“宰执”）纷纷劝赵桓出逃（李纲《靖康传信录》：“闻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间”）。
宰执们的姓名如下：
太宰：白时中（后改为李邦彦）；
少宰：张邦昌；
门下侍郎：赵野；
中书侍郎：王孝迪；
尚书左丞：蔡懋。
这些大佬级实权派事后都被认为是误国误民的奸臣、社稷之贼（毕沅《续资治通鉴》：“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庸缪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
那这些“社稷之贼”又是怎么在北宋严格的官员选拔机制中一步一步上去登上权力之巅的呢？是不是值得反思？
京东保卫战之所以载入史册，是因为这时候朝廷中还是有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李纲。
李纲，祖籍无锡（《宋史》：“李纲，字伯纪，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无锡”）。
父亲李夔一直在地方任小官，临终熬到了龙图阁待制，一个虚职，从四品（《宋史》：“父夔，终龙图阁待制”）。
1126年，靖康元年，李纲43岁。职务是太常寺少卿，正四品。一个边缘部门的副部级官员。
李纲为人耿直，用宋钦宗赵桓的评价就是“性刚”（《宋史》：“帝曰：‘卿性刚，不可以往’”）。
当然，这还是赵桓重用李纲时说的话，而且非常委婉。
用现在白话讲其实是说李纲脾气太臭，性子急，容易产生矛盾。
赵桓对李纲的看法是有依据的。
李纲30岁考中进士，33岁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前面讲过，监察御史是御史台的中层正职职位，正五品，此时的李纲属于很有前途组织重点培养的青年俊才（《宋史》：“纲登政和二年进士第，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
李纲任台职刚一个月，就非常不满官场任人唯亲、裙带成风的现象，上书抨击时弊，从而得罪了蔡京等利益群体，被贬为员外郎、起居郎（《宋李忠定公文集选》：“以论内侍建节及宰相任用堂候从官入朝，以笏击其下凡三事，忤权贵，罢言职”）。
被贬了官的李纲郁闷了，但似乎并没有因此改变习性。
1119年，宣和元年，开封发生了严重水灾。李纲又上《论水灾事乞对奏状》，抨击当权者救灾不力。要知道当时朝廷是严禁官员“越职论事”的，蔡京马上抓住把柄，指责李纲“所论不当”，将其贬为南剑州沙县税务，感觉有种一撸到底的味道（《宋史》：“宣和元年，京师大水，纲上疏言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这下李纲老实了。
这也是李纲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靠着父亲在朝廷的人脉和关系，在地方待了5年后，李纲调回了京城。
回来后的李纲低调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