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当理论背离了经验和事实的时候

人说，教育，特别是大学的社科教育的当前状况不能令人满意，信焉。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但是，这个行业执业之人的素养退化，想必是原因之一。我相信，教师这个职业、这个角色，确是需要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正是这个职业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存续几千年的秘诀。相反，如果这些人传的是玄思冥想之道，授的是虚无缥缈之业，解的是惑上加惑，那么，这个职业的消失也就距离我们不远了。

人说，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状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作为一个浸染经济学若干年的人，信焉。经济学应该是“经世济民”之学，如若不然，它就不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说“当一个数学分支不再引起除去其专家以外的任何人的兴趣时，这个分支就快要僵死了，只有把它重新栽入生气勃勃的科学土壤之中才能挽救它”（美国前数学学会主席H.韦尔语），那么，经济学也必当如此。而当前一些经济学家将其视为一种业内人士之间的对话，或者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学术，经济学其实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仅仅是由少数人的兴趣、志业所驱动的事业。当它与社会、与大众生活不再发生任何关系，经济学的堕落就开始了，经济学僵死的命运也就由此奠定了。

令人遗憾的是，在经济学中，也在其他科学领域中，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纯”理论的市场已经开始走向凋敝、萎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应用学科则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当然是社会需要使然，也是受教育者和社会公众主张自己权利的结果。

社会需要和公众的选择就是职业演化的“达尔文”魔咒。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确实是一条真理。社会需要才是一门学问、一项技术、一种职业立足的依据，才是一些人“饭碗”的保障。社会和社会大众从来不希望养活一些“自说自话”的人，公众当然不会将经济学家“逐下神坛”，但是，他们却会“用脚投票”，留经济学家们在角落里“自言自语”。教师也一样，如果他们满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现状，“用脚投票”的自动机制将再次启动。所以，“自说自话”的人要为自己阶层的存在找到正当性，并能够获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同。

我们相信，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说过的话是正确的。他说：“对19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我坚信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否思’。因为在我看来，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现有的理论已经严重地背离了经验和事实。迷信和伪科学至今仍然大行其道，一些经济学“名家”对复杂的问题做出轻率的回答，对于怀疑的质问采取回避搪塞的办法应对，对事实视而不见，等等。虽然他们声称使用了科学的方法，但是实际上他们完全背离了科学的本质，迷惑了人们的思想。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已巍然耸立。不仅门类齐全，而且霸气外露；不仅方法复杂，而且推理严密。俨然一幅现代科学的样子。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在论坛上、在黑板前头头是道地高谈阔论。但是，在遭遇真实经济问题的时候，在突然到来的危机面前，他们却变得或无所适从，或集体失语。我们可以再次发问，经济学是科学吗？甚至应该更进一步地问，现代经济学是在解释人类的行为、谈论人类社会的事情吗？

经济学似乎是在谈论人类的行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生产、交换、福利、效用……但是，从所有的现代经济学描述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假想的“理性人”的行为。无论如何，其中看不到真实的人的影子。

经济学中的人，都是已经掌握了所有必需的知识、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的人，是已经熟知了这个社会的风俗、习惯还有法律、规则的人。因此，理性主义者那里的个人成了一个“黑箱”，令人不明所以。当然，成为“黑箱”的不只是个人，还有企业，它们只是一些组织化了的“个体”，与单独的个人没有任何两样。这样的理论知识虽然看起来是惊人的、恢弘的，却只不过是“工具理性”（经济学实证主义）最粗劣的作品，它依据抽象的“人”或者抽象的“个体”或“人类社会”及其价值，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理论王国”，不仅对真实经济活动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而且对于人们的经济实践全无用处。在“合乎范式、规范方法”与“贴近现实”之间，“科学的”经济学选择了前者。有许多貌似正确的理论看起来很“科学”，有些甚至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它们往往更具有误导性。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能够准确地理解人，不能够正确地理解世界，就不能指望有一个科学的经济学。

当理论背离了经验与事实的时候，理论工作者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常见的做法是寻找实践中的不足。因为在一些人看来，自己的理论是没有问题的，出问题的是实践中那些错误的决策、不合理的政策或者是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这是现代经济学中常见的现象，当然，在其他领域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另一种做法则是反思理论、修正思想，这些人一般持有这样的信念，借用一句诗意的话说，即他们相信“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他们还相信，理论的看门人是坚强有力的，哪怕他常常保持沉默。在这里，我们所要采取的是后面这种做法。虽然我们并没有批判的偏好，但是，“我们不得不力求对我们最为敬慕的那些理论采取一种高度批判的态度”（波普尔语）。

所有重要的理论进步都是在现实与理论的剧烈冲突中发生的，而新的思想常常是一种包含否定的认识，即认识到某些以前被接受的原理错了。科学的进步要求我们接受新的理论、吸收新的观念。“我坚信，除非我们改变衡量经济表现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改变自身的行动。……一场艰巨的革命等待着我们——我们完全能感觉到。这场革命只有首先是一场我们头脑的革命，一场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倾向和价值观的革命，才能是完全彻底的。”（尼古拉萨科齐为斯蒂格利茨《我们对生活的误解：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所写序言）。无论如何，我们只有摆脱那些虽然流行，却有严重局限的思想和理论，才有可能继续前进。当然，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

本书旨在说明，经济学要成为一种致用之学，要获得观察、说明和解决人类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最终只能通过回到真实的人与社会。当然，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下面的内容就是基于上述认识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虽然我也知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然发笑的还会有钱钟书先生。“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诲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

细细想来，今天写下这许多文字，何尝不是怕自己“闲煞”？当然，我也心存侥幸：让自己的文字到社会上做一番闯荡，总能遇到个把“知音”的吧？或者，有某一句话启发了某个人，也算不枉挣扎了这许多日夜。毕竟，我理解的人，不像是钱先生的人那样“不可理喻”，他们先天承到的是肉身，后天习得的是思想。只是，笔者希望大家不要把手里的文本当作教训式的文章，而是把它看作一个邀约，约你一起为这个叫作经济学的学科做些建设性的事情。

另外当然应该告知大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的认识也存在偏见和不完整性。而且在这里阐述的内容也必然只是知识领域的九牛一毛，如果你有兴趣去探索，你会发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十字路口。

最后，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郝小楠编辑。她不仅是本书较早的读者之一，而且曾经提出过很专业的建议，更由于她宝贵的支持和鼓励，最终让这些尚不完善的文字见诸公众。需要感谢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贾根良教授，他在百忙之中阅读了全文，不仅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推荐，而且更是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完善建议。当然，要感谢的还有我身边这些可爱的同事——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徐超丽教授、刘国亮教授、胡金焱教授，他们甚至遭受过本书第一稿、第二稿的折磨。

杨风禄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