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思想库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表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既有重合的部分，又有不同的含义。双方对于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的解读也有差异。本节主要对美国所主张的“一个中国”政策进行概括和分析，并对保守派思想库的态度进行研究。

一 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解读

第一，美国对台湾主权“不采取立场”。美国“一中”政策的最早最经典的版本是1972年2月发表的《上海公报》。公报中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1978年12月的建交公报中重复了《上海公报》的表述：美国“承认（acknowledge）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recognize）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1982年的《八· 一七公报》中又重复了建交公报中的说法。^[81]对于上述表述，中美双方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中方理所当然地认为，公报的表述解决了台湾的归属问题，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应该是一个中国的基本内涵。但美方则持不同的观点。美方称，在三个公报中美国并没有清楚地阐述自己对台湾地位的立场，而只是“认识到”（在台湾将acknowledge翻译为“认知” ）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方的立场，而不是美方的立场，美国对此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还有的美国学者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三不”：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也有美国学者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在同一个时候只承认一个政府代表中国。^[82]

上述争议实质上是关于台湾主权之争，关于台湾最终地位的争论。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在声明中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83]正式把“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提出。1970年，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给参议院的备忘录中说：“由于台湾和澎湖没有为任何现存的国际安排所包括，这一地区的主权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它要留待未来的国际决议来加以处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期间，国务院法律事务办公室官员罗伯特·斯塔尔（Robert L.Starr）在给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科长斯尔维思特（Charles Sylvester）的一份备忘录中讲到台湾的法律地位时又引用了这一说法。^[84]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就解决台湾问题对中国领导人做了一系列保证，其中第一条就是，美国不再发表类似“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85]诚然，美国以后没有再公开重提“台湾地位未定”，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真正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说。^[86]

在建交公报发表以后，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在参议院作证说，美国政府“认识到（acknowledge）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那不是美国的立场”。在《八·一七公报》达成后，1982年8月国务院又致函国会议员说，“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问题不采取立场”。^[87]在此前，1982年7月里根政府对台湾的六点保证中第五点所说的“美国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说，美国不改变这一立场，继续对台湾主权不采取立场。^[88]

晚近的一个例子是2007年7月美国国务院致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的九点非文件。其中第一点就是：“美国认识到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我们对台湾的地位不采取立场。我们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种要求”；美国不持有“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立场。^[89]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历届政府不再声张美国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但美国政策的内核说到底仍然是“台湾地位未定论”。^[90]

第二，《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对台军售。美国政府说起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总是说“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91]1979年4月成立的《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期望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是美国所严重关切的”；总统应将对台湾人民的威胁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将依照宪法程序决定应采取的措施；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其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92]《与台湾关系法》中的安全承诺包括两个方面：美国须保持足以抵抗任何寻求武力或对台湾施加压力的能力；美国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使台湾保持防卫能力。^[93]但在这个安全承诺中有着故意的模糊。首先，这种安全承诺不是给台湾百分之百的承诺。如1995-1996年台海事件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奈（Joseph Nye）所强调的，“美国人不想给台湾百分之百的保证，即不管台湾做什么，美国都会帮助台湾防御大陆的进攻，因为那将鼓励台湾采取非常危险的步骤”^[94]。其次，它也没有明白说出，万一台湾海峡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美国将如何介入，采取什么措施；再次，其中规定了向台湾售武，但究竟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什么时候提供，这仍然是要由总统来斟酌决定的。

《与台湾关系法》是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反弹，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伤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破坏，遭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反对。卡特政府保证，将完全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在中国方面看来，《与台湾关系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互相对立的文件，从而使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美国就对台军售作出了新的承诺：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售台武器的数量和性能不超过1980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导致彻底的解决。这个公报的签订也是中美双方进行妥协的结果，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台军售的问题。实际上里根政府是很不情愿达成这个公报的。公报成立后，里根马上发出了一个由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提出的“总统指示”，其中说，“美国削减售台武器完全是以中国和平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的分歧为条件的……也就是说，向台湾提供的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完全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造成的威胁为条件的。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能力都将予以保持。”^[95]

邓小平通过数年中美关系的实践，在1983年6月一次会见美籍华裔学者的讲话中说，“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96]但在80年代美国基本上遵守了《八·一七公报》的规定。对公报的第一次严重违反是1992年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斗机。此后，美国政府又一再违反公报的规定，把大批先进武器售予台湾。

台湾方面对《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十分关注和担心，而且由于亲台议员的泄露，他们对谈判情况也颇为了解。7月14日，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间接与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John H.Holdridge ）接触，希望以下列六点作为继续保持美台关系的保证。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美国

（1）不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2）不同意在对台军售前事先与中国政府商量；

（3）不充当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调停人；

（4）不同意修改《与台湾关系法》；

（5）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

（6）不对台湾施加压力，促其与大陆进行谈判。^[97]

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在《与台湾关系法》中所作出的承诺关系到美国对盟国和朋友的信誉，是美国一定要遵守的。正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在1996年3月，克林顿政府派遣了两个航母编队驶向台湾海峡。克林顿政府想以此表示，美国说话是算数的，美国是具有实践这种承诺、抵抗对台湾使用武力这种敌对行为的能力的，并以此阻遏将来可能的类似行为。^[98]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直都希望从立法层面加强美台关系，强化对台军售。在90年代国会中曾有过几次立法行动，但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在2003年以后，布什政府公开、强烈地反对台湾当局的法理“台独”。但美国仍然决定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履行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突出暴露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两面性。

第三，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即所谓“三不”政策。历届美国政府就此作过多次类似表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他在与周恩来总理的第一次会谈中就表示：“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政府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 周恩来问，贵国政府对所谓“台独”运动持什么态度？基辛格回答说：“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99]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确认了基辛格的表态：美国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100]当然最有影响的一次表述是克林顿1998年6月访问华期间在上海与上海市民对话时的公开表态。^[101]

对于“三不”为什么用“不支持”而不是用“反对”，卜睿哲的解释是：支持是一端，反对是另一端，不支持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102]所以不支持仍然是一种模糊的表述。2002年5月，副国务卿沃尔福威茨在一个场合讲，“‘不支持’台湾独立是我们‘反对台湾独立的另一种说法’”。结果从台湾给美国国务院发来许多电报表示质疑。几天后，他在讲到同一问题时说，“有时候……不如反复说一样的话为好，而不要去做临场发挥。几天前我就有一次这样的教训”。表示他不该说那个话。^[103]

布什政府在上任之初对中国执行强硬政策，不愿公开认同“三不”政策。2001年3月19日，国务院发言人鲍润石在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我们回顾‘三不’政策的整个历史，你会发现，这个政策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表达得一模一样的，现在我也不想以此来表达我们的政策。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104]但布什政府实际执行的还是“三不”政策，而且在2003年后执行得比以前的历届政府都坚决些。从2003年下半年起，陈水扁把“台独”活动从渐进式“台独”转向“急独”，“法理台独”。布什政府也把政策重点转向遏制台湾当局的“台独”倾向。

布什总统本人曾经几次用过“反对台湾独立”的说法。一次是在2002年10月当江泽民主席访问克劳福特牧场两位领导人进行会晤时，另一次是2003年10月在APEC峰会期间会晤胡锦涛主席时，再一次是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当记者后来追问是否事实时，国务院发言人总是含糊其辞地说，“我不去做这种语义学的游戏”，也就是不肯把布什说过的“反对”二字肯定下来。^[105]

第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两岸对话。从5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美国又提出了类似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结果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美中双方各自发表声明，阐述各自立场，即所谓各说各话，但互不驳斥。美国发表声明表示“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中国政府则声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06]正如“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解释的那样，“美国政府对于台湾海峡争议最终解决办法的实质没有看法。我们确实没有。我们所关注的是……过程和环境。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决定是怎样作出的，而不是决定是什么”。也就是说，台湾是和平统一，还是和平“独立”，是两岸人民自己的事；“美国所坚持的和将要坚持的是，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岸人民所共同接受的。而要取得这一结果，必须通过对话。卜睿哲称，“两岸建设性和有意义的对话是解决两岸分歧的最佳途径”。^[107]

布什第二任期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也表示，美国关心的是和平统一的过程，而非其结果；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取决于两岸，美国对统一与否没有立场。^[108]

尼克松总统1972年、卡特总统1978年、里根总统1982年在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时，又都公开表示支持两岸的中国人通过对话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在80年代，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对两岸对话“不鼓励、不介入、不调停”的“三不”政策。90年代，两岸关系在通过海峡会和海基会进行谈判方面取得进展，克林顿政府对这种谈判表示欢迎，尤其对台湾方面进行鼓励，在1994年的对台政策审议中也说到，“美国对海峡两岸关系的进展表示欢迎”。^[109]在1995-1996年的事态后，美方意识到，虽然危机过去，但危机的根源仍然存在，克林顿政府敦促两岸恢复对话，以降低海峡的紧张状态，避免新的紧张出现。在1997年10月两国首脑的会晤中，克林顿又表示台湾问题应由两岸和平地解决，希望“和平解决的时间尽快到来，早来比晚来好”。^[110]他敦促两岸扩大交流，展开建设性的对话。1999年 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克林顿政府更强化了关于两岸对话的表示，他在7月21日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和9月 11日亚太经济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江泽民的会晤中都强调，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政策有三个支柱：“一个中国”政策，和平解决以及两岸对话。^[111]卜睿哲则阐述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自己的事情。美国在终止中东、北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的冲突方面都曾扮演过中心的角色，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利益在于不在谈判桌旁占有席位。对话是两岸的事情，美国不会就两岸对话的议题、方式等进行任何限制，美国的责任是创造一种条件，使两岸对话更容易进行。卜睿哲把美国的这种立场称为“创造环境的方法”（context-creating approach ）。^[112]他甚至说，“美国政策的永恒目标是创造一种环境，使正面的变化可以通过对话和平地发生。”^[113]

2000年2月在中国政府发表《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以后，克林顿政府表示，“我们继续拒绝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我们也将继续绝对明确地表示，北京与台湾之间的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并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114]

布什政府在敦促两岸进行对话方面的态度有一个微调的过程。2001-2002年，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向着支持台湾、加强美台关系倾斜的。随着陈水扁“台独”活动越来越猖獗，两岸关系恶化，紧张升级，布什政府加大了敦促两岸进行对话的力度。2004年4月21日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国会作证全面阐述对台政策时就强调了这一点^[115]

另外，历届美国政府都把阻遏中国政府对台湾使用军事手段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持强大兵力的理由之一，国防部在2010年《与中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事态的报告》中就写道：“美国国防部在进行军事力量和全球力量态势的重新布局时保持着足够的能力以对抗北京对台湾使用军事力量和压力。”^[116]

第五，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政策本身就是对海峡两岸说的，也是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但是在民进党当政期间，台湾当局的“台独”分裂活动从渐进到急进，超过了美国可以容忍的限度，而且一再出乎布什政府的预料，惹恼了布什政府，布什政府强化了这一政策，而且主要用于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117]现在，不仅美国，而且欧盟和日本也都附和这种政策。

第六，支持台湾的民主化。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历届政府都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筑在美国的价值观之上，都认为推广民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80年代末以来，台湾社会实现了转型。美国显然认为台湾的民主化是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美国政界对提升美台关系的支持增强了。由于台湾社会的这种变化，美国的政策也有相应的调整。这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在公开宣示的对台湾政策中，除了坚持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外，还强调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台湾人民所接受的。卜睿哲在199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人可能会问，台湾的民主体制对于台海的持久和平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答案是清楚的：美国强烈支持台湾的民主，它对台湾的和平和稳定是一个贡献。我们相信，台湾人民是明智的、谨慎的，他们会支持关于台湾未来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当然理解，两岸对话的结果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任何得到广泛支持的结果都将是更持久的结果。而且我们也相信，台湾的民主化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自由化的有用的样板。^[118]他在1999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美国政府“相信，北京与台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应该基于互相接受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海峡两岸对话所取得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得到台湾民众认可的协议将是更持久的。”^[119]在别的场合，他强调，“由于台湾是民主政体，任何双方的安排最终都必须为台湾民众所接受”。^[120]

助理国务卿罗德曼2004年4月21日在众议院作证时称，“台湾在过去十年中演变成真正多党制的民主社会是美国对台湾防卫重要性的一个证据。它加强了美国看到台湾民主发展和兴旺的决心。”^[121]

实际上，从90年代末以来，台湾的民主是美国国会议员和领导人经常挂在口头的话题。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卢格（Richard Lugar）就曾撰文说：“近年来……台湾人民力图按照美国模式建立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选举，公民自由以及政府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多数美国人同意……我们曾经在台湾人民面临困难甚至危险的时候强烈地鼓励他们去拥抱自由，因此我们有道义的责任去支持他们。”^[122]布什在2005年11月访问东亚时还在东京发表讲话，对台湾的民主大加称赞，并以台湾作为大陆的榜样，敦促大陆实现“民主化”。他说：“现代的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社会。通过在各个层面拥抱自由，台湾为它的人民带来了繁荣，并且创造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华人社会”。他接着便要求大陆向台湾看齐，称“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伴随着人民享受更多的自由”。^[123]

第七，支持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美国政府虽然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但却一直支持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政策审议时就提出了这一点。^[124]美国支持台湾在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机构中的成员或观察员的资格，国会为此多次通过决议，政府也有多次表示。90年代，美国国会中类似议案层出不穷。在布什任期内，美国依然积极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2002年4月布什签署了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该法案授权国务卿于5月世卫大会在日内瓦举行时提出支持台湾当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为期一周的会议，国务卿必须要求美国代表团在世卫大会上执行该计划。^[125]2004年6月14日，布什签署S2092号法案，该法案授权国务卿制定相关计划，使台湾在世卫组织年会上取得观察员地位。^[126]

二 保守势力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从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基本上都保持了“一个中国”政策，虽然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倾斜有所不同，也有政策摇摆，但总体来说并没有离开上述政策框架。这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但国会和一些保守派思想库中却不断发出噪音，要求改变“一中”政策。1999年7月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克林顿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却在7月21日的听证会上说：李“创造了一个机会，使美国得以摆脱长年以来拘禁美国对华和对台湾政策的北京所鼓吹的一个中国政策”。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Benjamin Gilman）在9月7日致函总统说，有一种“普遍的错觉”，似乎我们正式地承认了北京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的首都，“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向着北京版本的‘一个中国’靠拢”。^[127]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新保守派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等不断制造舆论质疑、反对“一个中国”政策，试图颠覆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

李登辉在1999年7月9日发表了“两国论”后，在7月28日接见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台湾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学术讨论会的代表时又继续鼓吹这一主张。当时在场的哈佛大学教授特里尔（Ross Terril）于9月 1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文章，与李登辉的说法一唱一和，称，“美国已经落入了北京主张的‘一个中国’的概念而不能自拔。但这只是一个虚构。在过去某个时候，这是有用的虚构。而现在这是危险的虚构。” 他攻击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前后不一，认为既然美国坚持对台湾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的，“那其含义就是，台湾有权利不受到武力的强制，这接近于说，台湾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还矫情地说，《与台湾关系法》没有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是“非官方的”，为什么我们非得要强调所有美国与台湾的交往都是“非官方的”？^[128]在国会关于《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听证会上，他又说：“今天把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改变亚洲的均势，而在1949年是不会发生这种改变的……北京统一的愿望是战略利益，而不仅仅是统一祖国的感情愿望”。他说，“我们的角色不是解决台湾问题，而是防止以错误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防止以错误的方式解释台湾问题。”^[129]

由前政府官员和知名舆论领袖组成的美国新保守派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声明影响更大。该智库1999年8月20日发表的《关于保卫台湾的声明》中要求克林顿政府发表毫不含糊的声明，“如果台湾（包括金门和马祖等近海诸岛），遭到进攻，或者封锁，美国将去保卫台湾”。^[130]

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质疑、反对“一中政策”方面做得尤其突出。2004年2月26日，正是在陈水扁企图以公投绑大选谋求连任、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传统基金会为了给陈撑腰打气，举办了一次讨论会，题目是“重新思考‘一个中国 ’”。出席会议的学者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蔚（Arthur Waldron）、哈佛大学的特里尔、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唐诺利（Thomas Donnelly）、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克里斯托尔等。会议还邀请了国会台湾议员连线的两主席夏波（Steve Chabot）和罗拉巴哈（Dana Rohrabacher）以及其他几位众议员参加。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说是反对“一个中国”政策观点的集大成。他们的论调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中政策”过时论。“一个中国”政策在70年代是必要的，当基辛格和尼克松去中国访问时，美国正处在衰弱的地位，美国在越南战败；又面临着苏联扩张的威胁，而许多人认为苏联将是一个永恒的国家；美国国内对美国制度、对自由的信心趋于低潮。许多人以为，建立稳定的、平衡的美中关系以平衡苏联的障碍是台湾。而台湾是像南越那样的美国的“保护国”。台湾也是专制统治。台湾的统治者可以越过台湾人民去和大陆达成某种协定，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情况不同了，“该是美国把曾经用来描述中国与台湾与美国关系的所有束缚统统抛弃的时候了”。^[131]

——“一中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如克里斯托尔称，“一个中国政策既不反映台湾的现实状况，也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理由很简单，情况变了。台湾人民已经建立了民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对大陆提出要求，并不想与大陆合在一起。我们可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反映台湾作为民主体的重要性，尽量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加强美台的防务合作。”^[132]

——“一中政策”实际上认可了中国对台湾开战的理由。谭慎格（John Tkacik，Jr.）称，“一个中国政策或者使台湾海峡的战争更容易发生，或者最终使民主的台湾屈服于共产党中国的要求”。过去这些年中，“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给了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认为民主的台湾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一个中国’不再是为了帮助北京保全面子而设计的一种方便的法律上的虚构。它实际上认可了中国对台湾开战的理由。它仅仅使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合法化，而且如果不加以回击，它鼓励中国相信，美国将不再保卫台湾的民主”。“一个中国政策使中国更加容易作出误判，使战争更容易发生，它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民主体中的领导地位”，是一种“危险的虚构”。夏波也认为，美国之所以有“一个中国”政策，是因为在冷战时期我们把中国看作是抵制苏联扩张的宝贵盟友。既然苏联早不存在了，中国又是在亚洲上升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就再也没有理由，不论从战略角度、经济角度或道德角度，在中国对台湾开战的威胁面前表现怯懦。^[133]

——强调台湾民主化的价值。众议员安德鲁（Robert Andrew ）称，“我想我们应该以一种更高的原则的政策来代替‘一个中国’政策。这种更高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给每个人以自由’。美国应该在创造尽可能给每个人以自由当中成为推动力量。”“我相信，我们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是成为台湾民主的忠实可靠的盟友。民主是一种好的传染病。在亚洲，民主最显得宝贵和最广泛得到应用的地方就是台湾。我相信，最有效地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方式……就是支持与尊崇在中国门槛边上的民主。”^[134]“台湾的令人赞赏的民主转型对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是使美国倾向于支持独立，而不是反对独立”。^[135]

——反对布什总统的表态。他们（如林蔚）对布什在2003年12月9日记者招待会上对陈水扁的批评特别不满，认为这显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和美国在台湾的代表在那里按“紧急呼救键”，才使总统“以这样混乱的前后不一致的方式作出了回应”。^[136]

这些极端保守的议员和学者的论调不代表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认识，也不值得我们一一加以批驳。需要指出的是，从7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岸关系和台湾岛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没有发生改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共识没有发生改变，要说有变，那就是这种共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而越来越巩固了。另一个没有改变的事实是，虽然中美建交三十多年了，中美关系的内涵也大大丰富了，但“一个中国”的政策仍然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动摇了这个基础，那就是动摇中美关系的根本，是对两国关系最大的破坏和伤害，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允许的，而且也是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所不能容许的。